[455期]汉学家陈果夫妇--老骥伏枥 雄心不已

[455期]老骥伏枥 雄心不已

访匈牙利第一代汉学家翻译家陈果夫妇

陈果先生

陈果先生的部分藏书

陈果先生和他的夫人范凌思
 

陈果（Csongor Barnabas）是匈牙利著名的老一代汉学家和翻译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译作出版发行，中国历史名著《水浒传》匈文译本就是他的大作，在匈牙利非常受欢迎。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却一直没有机会拜访，这次承蒙老先生的许可，在他家中采访了他和他的夫人范凌思（Ferenczy Maria）。

陈果老先生的家中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包括大量的中文书籍，也有各国的文学著作和工具书，家中地上、桌上、书架上都是书，还摆放着中国的风景照片和人像照片。老先生胸前挂着一件中国饰品，上雕有中国易经的八卦图，他开玩笑的对我说：“这是迷信，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陈果老先生今年己有87岁，他抚摸着长长的寿眉说，他已经是一个长寿之人，象神仙一样了，不知道还能活多长的时间，也许还有很长很长。

陈果先生对我讲述了他的求学经历和学习汉学的过程。他是1942年在布达佩斯罗兰大学学习，他说：“那时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父亲就对我讲，研究东方文学是不能维持生活的，毕业之后没有地方找工作，你要是有钱的话可以去学汉语，但是我没有钱，还是选择了信息东方语言、学习汉语。那个时期匈牙利同德国、意大利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我也学习蒙古语、意大利语，同时也担任中学的助教工作，教授匈牙利语言学和意大利文，这样可以维持生活。我们的学校旁边有一个学生公寓，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有多种多样的学习机会，还有一个丰富的图书馆，这些都为我学习汉语有不少的帮助。

“在我学习汉语的时候，罗兰大学还没有专门的汉语教师，只有系主任Tokri Ferenc教授汉语，还有一位从德国来到匈牙利学习眼科的中国医生，是上海人，叫赵东生，他也同时担任汉语教学的任务，但由于他不懂匈牙利语，在上课时只能用德语或英语，他的中文发音是上海话，我也听得半懂不懂，但怎么说讲的也是中国话。说来很有意思，我1958年到中国上海去作研究的那段时间里还遇到了他，在1982年我再次去中国访问时，在火车上同一些上海人聊天时，没想到他们也说认识赵东生，并且说他还在工作。

“1947年毕业后，我得到了两个工作岗位，一个是在大学里教书，一个是在博物馆的档案室工作。在大学工作是教授中国汉语、主要是古文。1960年我担任罗兰大学汉语系主任，大那时学习汉语的学生不是很多，每学期只有一两个。因为那时汉语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汉语专家，也就是培养汉语教师，用于未来在大学教授汉语。那时匈牙利没有师范大学，所以罗兰大学也培养中学教师，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担任系主任有20年的时间，一直到1983年，现在有很多的匈牙利汉学家、尤其是年轻的汉学家都是我的学生。”

    记者：您是第一代的汉学家，到过中国几次？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中匈的历史渊源？

    陈果先生：“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57年，停留了9个月，是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1963年也去过中国，是去研究中国历史方面的问题，后来又去过2次。在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是因为想了解别的匈牙利人所不了解的东西，从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匈牙利就有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就是匈牙利同中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虽然不是直接的关系，但是的确有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大约在1000多年前，匈牙利人来的欧洲定居，那时在这里生活的德国人、意大利人都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匈牙利人知道自己是从亚洲来的，但从亚洲的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去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进行了一辈子的汉语研究，直到现在也不能说了解清楚了。

    “我认为匈牙利人同大多数的欧洲人一样，对中国、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看法是比较狭隘的、不全面的，大部分人对亚洲的评论也是不对的，一些人的看法和评论只代表了欧洲人不全面的看法。我通过学习中国文学和中国的历史，对这些看法有了认识，这是因为受到了地域的限制。所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看法、他们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希望自己能做的工作。中国对未来的世界很重要，我很高兴能一辈子从事这样的工作，非常遗憾的是我已经是老人了。

“我想匈牙利今后他中国的联系会越来越多，在文学方面的交往也会越来越多密切，这样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沟通 、密切联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了解对方在做什么？这样对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记者对陈果先生说，您有非常多的译著，请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马上拿出了很多的译本，有在1953年翻译的《白居易诗选》、1955年翻译的《杜甫诗选》及《李白诗选》、《水浒传》、《西游记》、《西游记补》，与他人合作翻译的《中国古代诗词选》等等，并亲自把这些书一本一本的摆在了我的面前，陈果先生几十年来文坛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的确让我惊讶。我对他讲，你可以算是匈牙利最有成果、最著名的翻译家了，老先生说，我可能算是比较重要的翻译家吧，对于我所翻译的这些书，匈牙利人很喜欢，比如《水浒传》就印了148500册，因为它是世界文学优秀作品的一部分，很快就售完了，现在这些书你在匈牙利是不能再买到的了，它们都是收藏品了。

陈果先生说：“在翻译文献作品方面，有一些东西你是不可能完全翻译过来的，每一种文学、每一种语言都是这样。每一个国家的文学反映了它独有的文化、历史，我们如果不了解或了解不深，就不可能翻译出正确的意思。特别是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学，它所表达的意思并没有写在文字中，而是反映在这些文字的后面，是一种意会，这是很难准确掌握的。作为翻译家，我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就没有更多的了解，也不太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状况，不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所以翻译起来会很困难，当然这不代表我不去涉及，只是会有一些问题，译文可能不太准确。”

记者：您对中匈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陈果先生：“对匈牙利来说，中匈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文化方面的大国，有着传统的、深厚的文化积累。目前在匈牙利有很多人对文化的现状不满意，他们很愿意、希望去了解各种各样国家的情况和文化。但有着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背景和传统的民族要相互了解，对每一个国家的个人来讲，经历也是很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很尊敬中医，现状在匈牙利也有中国的医生用中国的传统方法来治疗，可我们还是比较习惯让匈牙利的医生来看病，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匈牙利医生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医学感兴趣，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感到很高兴，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努力帮助他们建立联系。

“也有一些人希望能用中国、印度的方式来找到解决欧洲问题的答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希望是架起相互了解的桥梁、一起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现代科学文明在欧洲发展的历史较长，但不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共同去解决世界的问题。”

记者：您退休后是不是就停笔了，不再从事翻译工作？

陈果先生：“不是，从我1983年退休后，一直到80岁还在讲课，一直也在从事翻译工作，同时对一些年轻人进行辅导。现在正在看唐朝刘知几著的《史通》，也准备翻译这本书，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同时也准备继续翻译《金瓶梅》。在匈牙利已有一个《金瓶梅》的译本，但那是从德译本翻译过来的，我准备从中文本直接翻译过来，现在已经翻译到了第51回，近半本了。翻译《金瓶梅》的工作是很繁浩的，我参考了各种时期的版本，还有大量的参考书籍，如《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等，这项工作我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中国的语言丰富，中国的文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只有欧洲的文学史可以与之相比。”

陈果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汉学家，可以讲不错的中文。她也毕业于罗兰大学，她说：“陈果是我名副其实的先生，既是学习时的先生、也是生活中的先生。我1960年至1965年在罗兰大学学习古代汉语，同时也在历史系学习，毕业后在罗兰大学中文系的图书馆做管理员，后在中文系任教师，教授古代汉语和历史。1988年在‘东亚博物馆’担任馆长，2002年退休，目前在从事一些研究工作。我这一生让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编辑出版了反映中国古代版刻印刷珍品展的画集《书墨香》，这本书是匈英文对照的，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编辑，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画册，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陈果先生可以称为是匈牙利汉学家、翻译家第一人，在他的家中存有大量的中文书籍，其中不乏线装本，一些书籍的纸张已经发黄，我看到的一套《绘画真本金瓶梅》中文版本，就是1916年出版的，距现在已有93年了，这些书都是他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时在中国购买的，在书柜中排得满满的，一直到天花板，这些书现在中国也是不容易找到的。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了解，让我自愧不如。他虽已87岁，仍笔耕不止，为向匈牙利人民更多地介绍中国文化而尽自己的努力，用一句中国俗语来形容，可称为是老骥伏枥 雄心不已，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敬佩。  （图文：新导报记者 王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