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举年的上半年，政府一般都要向中下阶层分发好处，以争取选民。在其后的调整中，则多由中上阶层承受增大的负担。这是塔尔基调研所有关最近两年社会变化的调查得出的结论。
塔尔基的家庭监察调查自1992年以来跟踪居民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情况、支出结构和满意度的形成和变化。最近的观察结果载于2007年秋天，根据五千个人的回答所作调查报告中。调查对象是自二年前调查以来发生的变化。调查手册的题目是：公共，负担，分配。这表明，调研人员致力于寻求以下问题的答案：早些时突击性福利纲领（增长的实际工资、扩大的社会福利供给等）的负担的分配和调整措施，如何改变各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状况，对社会公众情绪有何影响。
近两年来，属于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的百分之十的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继续缩小。这首先应归功于反面的“马泰效应”：本来没有的，予之；本来就有的，取之。
2006年中下阶层的状况有所改善。而在2007年，调整财政预算的措施主要使中上阶层的收入减少。受这两种情况的影响，最高和最低收入的差距由2005年的7.6倍（2003年是8倍），减少至7倍以下。紧缩政策对农村人口和低学历人口的影响最小。这主要是由于在两次调查之间的时期，国家重新分配的收入和补助（如第13个月退休金和家庭补贴等）大大增加。
但是分析师也指出，真实的图景，由于剧烈的法规变化和政治气候，现在比以前更难看清：与高收入和财产有关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烈。这也许能够解释，收入最高者拒绝回答问题的人比例比通常要高。
“在收入不平等情况减少的同时，贫穷的“缺口”也有所变小，现在是18%。”调查贫穷情况的结果表明。这个比例数据反映贫穷的“深度”，即摆脱贫穷需要增加多少收入。与此同时，穷人的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现在全部人口的13%挣扎在贫困线上，有严重的生存问题。匈牙利在世界上还属于不平等程度较低国家之列。
关于贫穷原因的判断，与两年前相比，没有很大变化：多子女家庭、学历低的人、单亲家庭和中年独身人家，贫穷的几率较大。家长最高学历为8年制学校毕业的家庭，贫穷的几率是有高等教育文凭者家庭的八倍。
儿童保育机关在减轻贫穷程度方面的作用，反映在以下调查结果上：二岁以下的孩子中绝对贫困者的比例，是3-10岁儿童中绝对贫困者的3倍，是10-14岁儿童中绝对贫困者的2倍。调查报告的作者们引述他们2005年的令人吃惊的调查结果：茨冈人出身并不是贫穷的决定性因素。而最新的调查得出与此相反的结果。研究人员认为，两次调查的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上次调查的茨冈人家长没有典型性。
对居民满意程度的调查，验证了有关匈牙利人悲观主义的传言：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中，从比例上看，认为1989年以来生活状况变坏的人最多。与其他民族相比，匈牙利人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的看法更加暗淡。最近调查表明，与2005年相比，感到或预期生活状况恶化的人比例的提高令人吃惊：回答问题者的80%认为，在过去一年里国家的形势有所恶化或显著恶化，64%的人认为，这一趋势还在继续。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看法有所改善，但是44%的人认为将来状况会变坏。而2005年这些人的比例仅是三分之一。
在人们对生活状况恶化非常敏感、“反应过度”的同时，情况变好的可能对公众情绪即人们的主观判断却影响不大。据调查，2007年，人们的62%感到匮乏，或者由于居住环境，或者由于没有基本耐用消费品，或者由于较低的收入，或者由于所有这三个原因。同时，2005—2007年这一时期，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生活的穷人的比例，从39%下降到29%，而认为自己的收入连生活需要的一半都满足不了的人的比例，则从69%下降到60%。但是这一切在穷人对自己状况的评价中却没有得到反映：有主观贫穷感的人的比例，由33%增加到59%。
由于以上所述，主张国家发挥更大作用、许诺给予更多支持的人容易赢得人心。在3月9日公民投票前付印的调研手册表明，这在不同党派所属的人群中，没有很大差别。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价值观的混乱”：“自认为属于右派的人比左派人士更加鼓吹国家的作用。传统的左派的注重国家的观念，在群众心理方面不见了。”分析家指出。他们认为，现在左右派的认同区别，主要是由党派所属关系和政治分野决定的。
（2008年3月13日“人民自由报”，刘思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