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投票否决了挂号费、住院费和学费，并不意味着已经采取的改革步骤错了。”久尔恰尼.费伦茨总理在对“人民之声报”发表的谈话中说。他说，已经开始就减轻公投造成的损失的办法进行磋商。他指出，人人都应该看到：青民盟蒙骗了国家和选民。政府和左派的任务是，减轻右派不负责任造成的恶果。
下面是谈话全文：
人民之声报：您最后一次无忧无虑地过节是什么时候？
久尔恰尼：圣诞节。我们是在家里，在家庭范围内度过的。再就是我妻子的生日，我们在和平和关爱中度过。有时在政治上也有节日，比如去年12月17日议会通过健康保险财务处法律，也是喜庆的时刻。
人民之声报：现在对您的采访是节日采访。作为匈牙利共和国的总理，您不能走到人们中间，不能在露天场合庆祝节日，这总是不正常的。
久尔恰尼：这种情况是从1992年开始的。当时根茨.阿尔帕德总统的节日讲话被嘘声打断。自那以来，特别是最近六年，左派政治家们不得不经常面对右派极端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大的反对。这不只是冲我久尔恰尼.费伦茨来的—须知社会党的前几位总理也不能幸免—，也不是由于政府和人民的原因，这是右派的极端主义表现。令人震惊的是，当社会党和自由派议员收到白粉或住宅受到投掷“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的攻击时，反对党不置一词。至于我个人，尽管受到各种攻击，我照样上街购物，不带保镖。我与我的家庭一起过着正常生活，去剧院、电影院。以上所述现象给国家生活造成困难，只要还是左派出任国家总理，这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人民之声报：现在看来，久尔恰尼.费伦茨—一个好演说家—失去一个有效的政治手段，即亲自向人们说理的可能。
久尔恰尼：在议会发言的可能性没变，我参加的那些论坛也没变。明天过节，我也要发表讲话。不必为我担心！大得多的问题是，多年以来，无论是3月15日还是10月23日（国庆节）都不能牵着孩子的手在城里安然散步，因为总有那么几千个人，对于他们来说，“发泄匈牙利人的情绪”比欢度节日更重要。
人民之声报：不过无法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暴力侵入政治生活。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州议会开会都有人去捣乱。捣乱者还以为吹哨子、大喊大叫干扰民选代表开会就是民主。属于这类现象的还有：一项法律要在4月1日修订，而有些自治政府却自行其事，现在就把法律“搁置”起来。这里说的是挂号费的问题。地方政府长官可以自行决定不遵守法律。越来越恶化的政治生活以及践踏法律的行为给政府工作造成困难。
久尔恰尼：议会专员萨博.马太在今年1月底对“人民之声报”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九十年代形成的非暴力文化，自2002年选举开始受到置疑。这是可悲的，但是事实。问题的实质是：匈牙利的右派，认为执政是历史赋予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禁脔。在历史、道义和政治上，视左派为非法。从“丘尔考-论文”开始，这是贯穿匈牙利人右派现代史的一条黑线。“匈牙利的左派，只要有可能，就向自己的民族猛扑”或者“祖国不能处于反对党地位”。这些言论很熟吧？对于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这种思维是不可接受的。这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对，这是反对党的领袖的言论。说这样的话的人，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民主主义者。匈牙利右翼极端主义就是这种历史和政治观的一种反映。他们不遵守任何民主的准则，甚至不时采取触犯法律、破坏秩序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遵守准则和维护民主制度的左派和自由派阵营，在很多情况下对此束手无策。这是一种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心态与一种极端主义的政治共同体的心态的对立。年轻的民主制度，特别是没有民主渊源的匈牙利左派，对此缺乏自卫能力。在社会上，对于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使用什么手段对付这一现象，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学习过程。右派极端主义者，甚至有时是匈牙利右派的最大政党，对民主体制和机构施加压力，企图威慑和恫吓其政治对手。我不能让国家因倦于斗争而逆来顺受，认可这一切。这是自我放弃，是对国家的背叛。
人民之声报：不过有时看来，在一些机构中，右派的观念占优势。
久尔恰尼：我不同意对有关右派和左派的一般化指责，也想提醒所有人，不要给匈牙利共和国的任一机构贴这种标签。可以也应该对一些决定提出异议，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可以也应该与决策者争论。但是我想，还是应该避免给整个机构贴政治标签。因为这本身也对民主有害。同时我也认为，法院的所有决定都是公开的，当然是可以批评的对象。法院的一部分却认为批评是对法院独立性的干涉。应该拒绝施加压力，也应避免无根据地作政治评价。但是对一些决定的批评或评论，是我们的权利甚至义务。我是很少行使这一权利的，不管是对共和国总统还是对宪法法院或是其他独立于政府的机关比如检察院。除非有特别重要的理由，我很少诉诸这一方式。
人民之声报：民间组织和团体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政治化了，而且在这里似乎也是右派得势。
久尔恰尼：左派和自由派阵线不必为此沮丧和抱怨，而应该鼓励那些与我们观点相同、对世界的看法与我们接近的人组织起来，更积极地参与公众生活。这当然不是说，我对此事无意见。我也认为，政党政治影响民间和群众组织界，甚至把他们拉进党争，是很有害的。因为这会使民间和群众组织失去信义，甚至在短期内也破坏了民主的准则。我再次强调，不需要抱怨，应该拾起扔来的手套（接受挑战）。
人民之声报：匈牙利左派的指导思想、行动准则是什么？
久尔恰尼：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走。其中一条是右派的道路：在过去的18年里，他们实行“策略里面出战略”的政策。他们总是按照能获取多数的需要装扮自己，其方针政策的内容适应即时需要。为了策略的需要他们可以随时变换自己的政治面貌。我们都记得，他们怎样从自由主义者变成公民民主派，后来又从民族基督徒变成民粹主义者。当然也可以这样搞政治。与此相比，匈牙利左派走的是一条直路，虽然也有过较小的曲折。我们走的是一条充满斗争的路，这使我们成为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信奉左派价值和理想的公民民主主义者，也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我们相信自由和安全可以协调、竞争和团结可以相辅相成、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欧洲性可以统一。我们的政策依原则而定，而不是按照一时之需。
人民之声报：这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在3月9日公民投票之后如何实现呢？
久尔恰尼：我们不能只到星期六为止相信我们的真理—实行挂号费、住院费和大学教育贡献费（学费）是对的—，而到了星期一就不相信了。我们不能到星期六为止相信：医药市场的改革、在国家控制下实行健康保险财务处的竞争同时保留基于团结原则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利于国家，而到了星期一又全盘放弃。也许我们的想法现在还只是少数人的意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认为，已经采取的改革步骤和措施都错了。全民公决否定了挂号费、住院费和学费，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改变自己的立场。我们为我们的原则争取多数，而不会为一时的多数而放弃原则。
人民之声报：这倒是，可是迟早得争取到多数的支持。您有良方吗？
久尔恰尼：两件事需要协调，我不愿放弃协调的努力。一个人服务于国家，做他相信的事情，当然他会尽力去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为了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做违心的事、实施自己并不相信的政策，是不利于国家的。现在的形势，不是简单的举止作风不同的问题，而是两种世界观的冲突。是两个匈牙利理想之争。我信奉的匈牙利是这样一个国家：社会的团结，是与个人的责任相结合的。我相信的是，伙伴关系是双向的，不仅集体有责任，个人也有责任。一个政府和政治家们，以能否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为准来决定其方针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也不会向匈牙利的左派提倡这一道路。我们的纲领是明确的：工作、知识和财产。在所有这三个领域，我们都指出了方向。现在，广泛的社会协商已经开始。舆论调查表明，“新学校纲领”和“新产业所有者纲领”获得大多数人支持。我们的未来建立在这上面。
人民之声报：3月9日的三百多万张赞成票，对其中二百万可以理解：这些人大概是青民盟的支持者。怎样解释其余一百万人的赞成票呢？
久尔恰尼：这一百多万张赞成票，反映多种多样的动机和意见。有的人在过去一年半里，日子过得很艰难。匈牙利去年收入的购买力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五。这使持续十年的生活水平的上升中断。对他们来说，塔尔基（舆论调研机构）星期三发表的调查报告也不能给予慰藉：该报告说，在过去两年里，社会的差别没有扩大，因为我们在采取预算调整时，也注意维护养老金和家庭补助。很显然，因为结构变化、教育和国家行政改革而失去安全感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也不高兴。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很多社会群体需要去适应往往令人不愉快的变化；有些人对此感到疲倦。还有一些人通过投赞成票想表明：我们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负担。收入的60-
70%要用于杂费、药品、分期偿还贷款和孩子上学，剩余的百分之三十，又被我们（国家）收走百分之五。这是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的六分之一。这可能是很要命的事。对一些社会群体而言，这百分之五的“损失”可能造成严重困难。我们应该理解人们。我还要谢谢他们，能够忍受、负担至今。另一问题是，我们有其他选择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没有—，我们事后也不能说，这一切牺牲都是徒然的。我知道，这一年半很困难，困难极了。但是现在这已接近尾声。现在出现了新的可能。今年实际收入将略有上升，消费也将增加。
人民之声报：在公投之夜，您的讲话有点冷酷。现在您的话似乎要宽容得多，也更为谅解。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久尔恰尼：当时我也没有扮演角色，现在我也不想扮演角色。在公民投票结果宣布后，我只有一件事好做：接受选民的决定。从第一分钟开始，我说的就是：政府接受这个决定……。
人民之声报：……可是青民盟在庆祝。
久尔恰尼：这里我要多说几句。根据我的记忆，直到竞选沉寂期开始即星期五，公民投票的发起者，也就是反对党青民盟，一直说：“未来以‘是’（即赞成票）开始。”而星期日晚上他们又说，如果国家财政预算不弥补因他们发起的公投而取消的那些费用，卫生保健事业就要出现危机。一直到星期五他们还在说，对于卫生保健事业来说，挂号费微不足道。而自星期日晚上以来，他们不说别的，就是说怎样补偿家庭医生的损失，否则家庭医生诊所的三分之一就要破产。星期五之前，他们说三个公投的问题不涉及国家财政预算。而自星期日晚上以来，我们听到的只是，应该由国家财政预算弥补因公民投票减少的收入。也就是说，让所有纳税人为享用医疗服务的人出钱。后来他们还提出，用一个国家大企业的收入来补偿损失。这些收入，本来就是用于医疗卫生事业、退休金和教育的。他们还有别的主意：用介绍政府决策的出版物的经费来弥补损失。我建议，青民盟从莫名其妙地破产的“幸福结局”有限责任公司收回那几十亿福林，返还国家财政。如果他们能这样做，我们会把钱用到补偿损失上。
人民之声报：这种情况的荒谬之处在于：公民投票的发起者只对国民们讲了事情的一半，而对另一半秘而不宣。
久尔恰尼：需要解释这一形势的悖理之处。那些到星期五为止言必称“未来”的人，星期日则大叫“危机”，而公民投票的结果正是发起者所希望的。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匈牙利的“胜利”等于公投给卫生保健事业造成的危机。那么就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了。国家成了政治骗局的牺牲品。这是自制度变更以来带来最大恶果的欺骗。国家不仅仅偏离了自制度变更开始的道路，而且是走回头路。这不仅在于取消了挂号费，而且在于放弃了挂号费背后的理论和政策。这首先不是投票者的责任，而是发起者的责任。这一决定带来的幻想连一夜没过就破灭了。那些一直在说三个“是”就是“未来”和“匈牙利的复兴”的人，星期日投票箱刚刚锁上没多久，就谈起卫生保健事业的危机来了。匈牙利左派和国家的利益不在于否认结果，而在于要公开论一论，辩一辩。现在政府和左派的责任是，以某种方式减轻右派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恶果。因为即使问题是那些发起公投的人的欺骗造成的，我们也不能洁身自好。现在已经开始就减轻公投造成的损失的方法进行协商。但是所有人都应该看到，青民盟蒙骗了国家。外国经济报刊都在写，公投结果损害了匈牙利的声誉。我不知道，这一后果他们是否计入了“匈牙利的胜利”……。
人民之声报：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建设吗？
久尔恰尼：这次公投也不能使人们忘记我们一直在搞建设的事实。我们还要继续建设。我们成功地改造了医药市场。几十万人开始缴纳社会保险费。“搭乘者”的数量大大减少。在药品店外也可以买到药品，也是成功的历史。大学之间可以转换，学校为录取学生进行竞争。在建立更现代化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建立公司的时间大大缩短。商业信心指数在改善。桥梁、高速公路建成竣工，匈牙利在使用欧盟援助资金方面位于最前列。不要相信公投“席卷”了我们过去达成的一切的说法。可能这一切人们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但我毫不怀疑，人们很快就会感受到的。因为，建设在继续，这不会受取消挂号费、住院费和学费的影响。政府不会被搞垮的，我们将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人民之声报：已经为秋天的新公投作好准备了吗？
久尔恰尼：我们要与之斗争，还要与再下一次的公投斗争，不管有多少次公投，花多少次50亿福林。重要的、实质性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自己设想的匈牙利。是或否？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斗争？
人民之声报：在斗争中，总理有多么孤单？
久尔恰尼：和所有领导人一样。决定的责任大部分是我的。然而要改造一个国家要靠很多人，靠大家一起努力。每个人都有其作用，当然我也有自己的作用。我根据匈牙利左派的授权完成我的任务。今天我看到，匈牙利左派、匈牙利社会党的授权和支持—不是毫无批评，也不是没有争论—，是强有力的。因此我认为3月29日的党的会议是很重要的，在会上，我们会开诚布公地、坦率地商议，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认为匈牙利社会党是这样一个党：她要经常为自己的真理而斗争，但从不会畏缩。“我们要执政，不能让他们执政”对于纲领来说是不够的。我们要执政，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国家有想法。我们的想法就是：要使匈牙利成为一个强盛的、成功的国家。需要人们明白，这个国家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努力来建造，在其中间的不是政府，而是几百万的公民集体。这个集体有一展宏图的雄心和成功的渴望。不害怕自己的阴影，不会固步自封；不逃避法律，而是自觉遵守法律。是的，我相信一个公民化的国家。我也相信，这是2010年我们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
人民之声报：青民盟当年也提出建立公民化的国家。
久尔恰尼：那已经很久了。今天，青民盟是一个为已逝去的时代招魂的集团。它公开与极右分子结盟，同时主张国家中心主义和闭关自守。它更相信国家而不是其公民。它与私有化作斗争，如果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的话。与此相对，匈牙利社会党执行开放的、现代化的政策。在公民的左派阵营，团结和竞争手牵手并行不悖。因此，匈牙利左派是民族进步事业的继承者。这一民族进步事业的前身，是48年的匈牙利独立运动、民族自由主义和后来的各种农业社会主义或城市化的社会民主运动。庆祝一个节日，要忠于其理想和目标才有意义。我们在1848周年纪念日也要这样做。
（载2008年3月14日“人民之声报”，刘思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