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7期]节选连载23

 

 

西拉吉·约瑟夫夫人带着两个孩子首先登上挂着窗帘的大轿车，找了座位坐下。然后她走近司机询问对布达佩斯街道是否熟悉，对方却不答话。她细看之后才发现，原来那是个苏联兵。西拉吉夫人急忙下车把情况告诉给纳吉。她说：“伊姆雷叔叔，我们不能走，他们想要劫持我们。”纳吉平静地说：“我知道会这样。大使先生也知道，所以挽留我们。我看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你也知道，现在没有食品，孩子们在挨饿，我们只能离开。”于是，大家都上了汽车。有人说在纳吉登车时，曾有押车的人对纳吉低语：“留神，他们不会把你们送到你们要去的地方”。这时，车上已出现佩戴冲锋枪的匈牙利保安人员。

大轿车开动了。一些南斯拉夫记者也上了车，想看看纳吉等人能否真的安全到家。南斯拉夫大使还派出多名外交官分乘两辆汽车跟在大轿车后面观察情况。大轿车朝着本促尔胡同方向驶去，本应在这个胡同口停车，因为有人在这里居住。然而汽车不仅未停，反而加速行驶。这再清楚不过地向车上的人表明，他们已被劫持。坐在车后座上的人这时看到这样一幕：来自不同方向的两辆苏联装甲车，从前后两边将跟在大轿车后的两辆南斯拉夫外交车堵截在中间，使他们无法继续跟随。

天渐渐黑下来。大轿车突然停下，车上那些穿警察制服的匈牙利保安人员连推带拉地把南斯拉夫记者们赶下车。后者虽然提出强烈抗议，但是无济于事。之后，大轿车继续向前开，最后在郊区的一所军校内停下。所有的人都被赶下车，分别送进不同的房间，门外有苏联士兵严格看守。这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先前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卢卡奇·捷尔吉夫妇、沃什·佐尔坦夫妇和桑托·佐尔坦夫妇也被关押在这里。

第二天早晨，卡达尔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明尼赫·费伦茨在这所临时监狱出现。他分别找被关押的每个男人谈话，要求他们在一张悔过书上签字，对前一个时期的言行表示决心悔改。他说，签过字的人便可携带家眷自由地回家。然而，没有任何人在这张悔过书上签字，明尼赫一无所获。他见到西拉吉·约瑟夫时，想与对方握手，并说：“我有话对您说，西拉吉同志！”西拉吉把手放在背后冷冷地回答：“我们之间没任何话可说！”他拿起悔过书看了一遍又放回到桌上，一声不响地转身走出房间。

傍晚时分，被关押的人得到通知，让给孩子们穿暖些，不久后便全被赶上汽车。汽车有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行走，有时又在收获后的田野上横穿，车里的人被颠得难以忍受。最后，他们被送到一个飞机场，那里有3家小飞机正在发动，飞机上的前灯发出刺眼的白光。他们被强拉硬扯地赶上飞机，妇女和儿童们都哭了，有的甚至与驱赶他们的武装人员扭打在一起。

飞机起飞后不久便降落了，他们被运送到罗马尼亚。当晚8点钟，匈牙利广播电台宣读了一项公报说，前总理纳吉·伊姆雷和他的追随者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避难权于11月22日期满，罗马尼亚政府允许给予他们提供“离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领土前往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方便”，“纳吉·伊姆雷及其同伴已于11月23日离境前往该国。”从此，纳吉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在罗马尼亚的领土上被流放了一段时间。

南斯拉夫政府发出照会，对匈牙利政府违背正式的书面保证、背信弃义地劫持纳吉等人提出强烈抗议。这种抗议当然丝毫无效，匈牙利政府的公报反而指责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曾经帮助纳吉及其伙伴进行“非法活动”。

被苏联人诱捕的纳吉政府的军事领导人则一直被关在布达佩斯。国防部长毛莱泰尔率领的军事代表团11月3日晚被苏军在特克尔扣留后，先被关押在苏军司令部兵营里，然后被用小飞机运到萨沙洛姆兵营。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国民警备队第二司令科帕奇·山道尔夫妇11月5日被捕后也被送到萨沙洛姆兵营。11月9日，在转押的过程中，科帕奇见到了军事代表团的成员，他们是国防部长毛莱泰尔·帕尔、总参谋长科瓦奇·伊什特万、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徐迟·米克洛什上校和纳吉内阁成员埃尔德伊·费伦茨。他们互相拥抱，交换各自知道的消息，毛莱泰尔等人这时才从科帕奇那里得知纳吉一行已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来，这些军事领导人从萨沙洛姆兵营又被押送到苏联大使馆地下室关押。几天之后，他们又被转押到布达佩斯监狱监禁。

 

 

14．事件余波

 

苏联军队11月4日再次进入布达佩斯进行武装镇压，直到11月7日卡达尔才和他的新政府进入首都。

卡达尔于1989年逝世后不久，《卡达尔遗言》公诸于世。这个重要文件简要地透漏了卡达尔11月1日怎样失踪和干了些什么。他就当年脱离纳吉出走一事写道：“我记得，我们乘坐明尼赫同志或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汽车到了苏联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换乘另一部汽车，和一个苏联陪同人员一起到了苏军军用机场特克尔。接待我们的是一些下级军官，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懒得同我们讲话。我们也不说话，至少我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连我妻子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第二天她还到国会大厦去找我。我想，这时人们，包括纳吉在内，都发现我们失踪了。后来我们到了乌戈瓦尔。由于乘坐的是一架很小的飞机，冻得浑身发抖。在乌戈瓦尔只停留了很小一会儿，吃了一片猪油涂的面包，从哪里精致飞往莫斯科。

11月2日和3日，我们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兄弟党的领导人就匈牙利局势进行了谈判。我们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再不能听任形势自发地发展下去了。

这期间，苏联方面就匈牙利事件同铁托同志进行过会谈。他们也认为，假如现在什么都不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就将被消灭。他们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有能力保卫民主政权的政府。他们还说，将授权给他们的驻匈大使馆。

就我们来说，11月3日已经做出决定，要不失时机采取行动。要知道晚一分钟都会造成新的流血牺牲。11月4日凌晨，苏军就开始了进攻。

11月4日凌晨明尼赫在索尔诺克电台宣布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后，带领部分军官、党务工作者随苏军进入布达佩斯。而我则同其他几个同志留在索尔诺克，开始组织工作。当时形势很混乱，我们还来不及同新政府的某些成员取得联系。所以，有些人只是在听到广播后才知道自己也是新政府的成员。

我是11月7日回到布达佩斯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苏军虽然成功地镇压了匈牙利工人、学生和军队的军事抵抗，但是卡达尔政府却要面对全国工人阶级的刻骨仇恨和空前团结一致的反对，将这个宣称代表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政权置于尴尬的境地。这从欧兹德工人委员会的一个公告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公告指出：“如果卡达尔及其一伙想要了解的话，事实是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也绝不会同叛徒们合作。欧资德、迪欧什杰尔、考津茨鲍尔齐考、鲍尔绍德瑙道什德何绍尔戈陶尔扬的工人以及鲍尔绍德、欧兹德的煤矿工人都坚决团结一致地反对卡达尔及其一伙。”

事实也的确如此。卡达尔的工农革命政府宣称自己代表工人阶级，但是这个政权建立伊始，却首先不得不面对工人阶级为反对它而发动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总罢工，也不得不去啃“工人委员会”这颗硬皮核桃。在以后的好几个星期里，匈牙利同时存在着两个政权，即苏联支持的卡达尔政府和代表人民意志的工人委员会。因此，很有必要对当时工人委员会的活动情况作比较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一非暴力的斗争，能更清楚地看到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性质和当时匈牙利人民的意志。

武装抵抗失败以后，匈牙利工人阶级改用传统的罢工方式继续斗争。首都和外地的工厂、企业都控制在工人们的手里。各地有组织的工人同时进行了全国总罢工，国家的生产和交通运输完全陷于瘫痪。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世界工人史上的一次最广泛、最团结的大罢工”。它席卷全国各地，使几乎全体产业工人为反对来外来军事干涉而斗争。大罢工的组织者是各地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

11月4日以前，许多地方的工厂、企业就已经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接管了工厂、企业的领导工作。苏联再次出兵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工人委员会。它们领导工人群众抵制苏联军队的武装镇压和卡达尔政权行使权力。这些分散的工人委员会很快意识到，为了使斗争更有力，必须相互联合和协调行动，于是开始建立起区级工人委员会。

布达佩斯的第一个区级工人委员会出现在第十一区，派洛伊奥尼斯电讯器材厂的工人们在组建中起了重要作用。连苏联驻军总司令格列比翁尼克将军在11月8日都不得不会见这个区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此后，首都第二十一区的工人委员会在切佩尔钢铁厂工人的推动下也建立了起来，并派出代表团会见了格列比翁尼克和卡达尔。从11月8日到12日，首都的第十九区、第十四区、第十三区、第十一区和第四区等工厂、企业集中的城区也都建起区级工人委员会。虽然区级工人委员会也同工厂、企业工人委员会一样，主张将工厂变为劳动者的集体财产，由工人民主选举出的机构领导和组织生产，但是二者之间有一定区别。如果说工厂、企业工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接替厂长、经理的组织生产的工作，那么区级工人委员会从成立起就是政治组织，这从他们与卡达尔政府和苏军领导人谈判极力维护十月事件取得的民主成果和代表工人利益上就可以看出。首都第十一区工人委员会在11月12日的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更能充分体现区级工人委员会的政治色彩。它明确要求立即恢复纳吉·伊姆雷等人的行动自由、实行停火、对苏军撤出做出保证和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等。这项决议的全文如下：

“1、我们强调，革命的工人阶级把工厂、土地视作劳动人民的财产；

2、  卡达尔政府当局如果能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性而按照人民的意愿改组自己的政府，工人议会可以承认它为谈判对手；

3、  民意造就了旨在进一步表达人民意志的工人委员会，因此我们要求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全面扩大工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并要得到政府的承认；

4、  为了维护国内秩序和全面恢复安宁，我们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只有现在和过去都承认我们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成果的政党才能参加竞选；

5、  我们要求立即恢复由革命选择的纳吉·伊姆雷政府的成员们、我们的议员们和自由战士们的行动自由；

6、  我们要求立即实现停火和苏联军队立即撤出布达佩斯，因为匈牙利的保安力量与工人一起足以维持国内秩序。我们还要求工人一旦复工，匈牙利政府立即开始就苏联军队逐步撤离我国的问题举行谈判，并且将有关情况告知公众；

7、  应该挑选工厂中正直的劳动者和忠于人民的部队组建国家保安力量；

8、  我们吁请政府通过电台和报纸报道上述各点要求。

附：我们立即恢复治理毁坏、保障居民食品供应和修复交通方面的工作，其他的工作只有当我们的要求得到承认和有所保障时才能恢复。”

就在第十一区工人委员会做出上述决议这一天，第四区工人委员会发出建立首都全市工人委员会的倡议。原定13日在第四区区政府大楼举行全市工人委员会成立大会，但是那天早晨第四区工人委员会的几名委员被逮捕，作为会场的第四区区政府大楼也被苏军坦克团团包围。市工人委员会成立大会推迟到14日下午才得以在联合灯泡厂举行，全市各区和各大工厂、企业的50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米什科尔茨市和久尔市的工人也派代表赶来祝贺。

代表们在会上进行了热烈讨论，在政治主张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决定成立市工人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大罢工，同时代表全市工人与卡达尔政府谈判和迫使对方做出让步。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工人们忠于社会主义原则和捍卫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要求实行大赦、由纳吉·伊姆雷领导政府、苏联军队撤离匈牙利和中止一党制。决议指出，上述各项要求得不到满足，总罢工就不会停止。会议选举出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负责制定市工人委员会确切的行动纲领。这个临时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市工人委员会的重要领导人。

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代表中，许多人有着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曾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中活动，有的甚至在战前就是行业工会的积极分子。他们代表了年纪较大和思想成熟的一代工人。有将近一半的代表的年龄在23-28岁之间，他们热情、有朝气、体现了年轻一代工人的特点。在这两个年龄组的代表中都有一些高层次的劳动者，他们是工程师、技师等。就是从这批代表中，后来涌现出市工人委员会的一些著名领导人，其中有如下几位重要人物：

鲍利·山道尔，33岁，对市工人委员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治构想得到市工人委员会的认同，成为其活动的指导原则。他是拜洛伊奥尼斯电讯器材厂的工人，出身于雇农家庭，战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945年加入共产党，很早就是钢铁和五金工会的老会员。他技术精湛、为人诚恳、安于平凡，过去曾放弃一系列可以升迁为党领导人的机会，甘愿同其他工人一起留在车间劳动，因而，10月25日当选为厂工人委员会主席，在工人们当中享有很高威望。他是工人的对市工人委员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但却从不突出自己。他于11月14日和11月25日两次参加与卡达尔政府举行的谈判，后来当选为市工人委员会副主席。他于12月遭逮捕并被判处12年徒刑，1963年获释，于1982年在布达佩斯病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