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
（第二章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节选连载 22） 侯凤菁 著
纳吉一行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时，做梦也不会想到，盛情邀请他们去避难的铁托24小时之前在布里俄尼岛刚刚以吻别送走了突然造访的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赞同了苏联进行第二次武装干涉的计划，并且帮助苏联人选定了卡达尔任新政府总理。在苏南领导人这次持续一整夜的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空前地温和、谦恭，这是南斯拉夫领导人过去从未见到过的，因为苏联这时急需南斯拉夫支持其武装干涉匈牙利的计划。于是，铁托受宠若惊了。也许是为了给刚刚恢复的苏南关系进一步锦上添花，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格外殷勤，甚至对匈牙利新政府的许多具体人选都发表了意见，使这次持续一整夜的“不平常的会晤”十分圆满。
苏军向布达佩斯发起攻击后，南斯拉夫政府立即向纳吉发出避难邀请。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一邀请的背后并非完全光明磊落，其目的看来无非是为了将纳吉等人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便为苏联和匈牙利新政府日后处置纳吉提供方便。然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一苦心没有得到苏联人的理解，反而激恼了他们。于是，铁托、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在纳吉等人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第二天（11月5日），立即联名给赫鲁晓夫写信，解释南斯拉夫邀请纳吉避难的行动“符合我们在布里俄尼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谈话的精神”。苏联人却不依不饶。他们翻了脸，全然不提布里俄尼会晤的事，好像那从未发生过一样。他们的态度十分强硬，严厉地指责南斯拉夫为反革命分子提供避难所。南斯拉夫领导人这时才体会到了中国话中所说的“狗咬吕洞宾”的滋味。
对于南斯拉夫邀请纳吉等人避难的真实意图，布里俄尼会晤时在场的当时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韦利克·米丘诺维奇在他的日记体著作《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年）》中揭示得非常透彻。米丘诺维奇这本书中记录了赫鲁晓夫于1956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那一天破例接见他时的谈话记录。他在书中写道：
“赫鲁晓夫避免谈到最近的布里俄尼会谈，只是说，我们在那里象共产党人那样就所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我们在拯救反革命首领的问题上又怎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断然重申，现在我们之间一切都成问题了，因为苏联没有人能理解我们为拯救反革命首领而作的努力。……赫鲁晓夫最后说，这是为了什么？或许是想组成一个对抗卡达尔政府的新政府，是这么回事吧？”
“我在回答中列举如下事实：让纳吉和其他人在我们大使馆避难是我们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就减少纳吉政府的反抗是可取的这一点所达成的共同意见合乎逻辑的继续。纳吉没有发表辞职声明，这是他的事，但是纳吉政府从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之时起实际上就消失了，这是有益的，是有助于卡达尔和俄国人的，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匈牙利人和南斯拉夫人，以及全世界都可证明，这样一来方便了新政府。”
读过以上段落，南斯拉夫领导人主动邀请纳吉避难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只是苏联领导人可能不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或者是因为不信任，苏南之间才发生了龃龉。南斯拉夫被苏联逼进角落：要么把纳吉等所有难民都交出去，在全世界面前丢脸；要么作为纳吉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人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新的冲突，使贝尔格莱德宣言发表后刚刚改善不久的苏南关系再度降至冰点。对于南斯拉夫领导人来说，纳吉这时已成为既吞不下又吐不出来的热土豆。
躲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里的纳吉当然不知道苏南之间的幕后来往，但是他已感到越来越不舒服。
这首先是因为使馆内的生活条件日益困难，避难者的食宿问题难以解决。这个使馆的楼房本来就不大，底层是办公室，楼上有3个房间，分别由纳吉·伊姆雷一家、桑托夫妇和卢卡奇夫妇占用，其他人都挤住在大厅的地上。使馆里突然增加这么多人，生活用品奇缺。被褥等卧具不够还可以凑合，最为严重的是食品供应发生了困难。苏军和武装便衣人员一直包围着使馆，对于出入的车辆进行严格检查，食品很难运进去。这可难为了厨房里的那个为大家做饭的塞尔维亚妇女。最初她一个人要做几十个人的饭当然很辛苦，后来避难的西拉吉夫人和拉伊克·尤丽奥等妇女主动去帮助洗菜，削土豆，她还能使所有人吃上饱饭。过一段时间后，面包、土豆完全断绝了。这位好心的妇女只能到处清理些面粉屑为孩子们烤些小点心，成年人已吃不到一点粮食，大家藉以充饥的只是些鱼罐头。然而没有面包和土豆，那些油腻的罐头鱼是难以下咽的。有时候开饭后，大家只是喝杯酒或喝点其它饮料，然后各自走开。为了减少饥饿的折磨，大家只好尽量多睡觉。最初，人们还服饰整洁，以后已渐渐仪容不整、头发凌乱。
其次，大使馆内消息闭塞，对外面局势的发展难以了解。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筹委会的7名委员中，除卡达尔和科帕奇外，有5人均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他们每天聚在一起，讨论从广播中收听到的和偶然从来人处听到的消息。有几个南斯拉夫记者有时能进到使馆，他们成了重要的信息来源。然而仅靠这有限的渠道，很难得到外界全面、确切的消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些首脑人物和政府成员就这样被与世隔绝，成了离开水的鱼、离开树林的鸟。
使纳吉等人在大使馆呆不下去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东道主、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铁托发表了普拉演说。在11月11日，也就是在赫鲁晓夫接见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后的第五天，铁托在南斯拉夫访问了普拉的达尔马提亚港，在当地人民军俱乐部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分析了世界形势，评论了苏联国内情况，说苏联的问题不是“个人迷信”造成的，而是苏联制度本来就如此，根本的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克里姆林宫中现在还有斯大林分子。他在谈到匈牙利问题时也谴责了苏联，说“苏联人对于其他国家抱有不同的态度，因为他们对于同这些国家，同波兰、匈牙利等的关系有过某种错误的和有缺点的看法”。
铁托这时如此公开地对苏联评头论足，不论是出于对苏联领导人在纳吉问题上出难题进行报复，还是为显示独立精神逞一时之意气，都使苏南关系急转直下，至少打破了11月4日以来两国领导人就如何处置纳吉频繁交换私人信件的“同志式的和友好的”做法。这从11月17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同韦利科·米丘诺维奇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位驻苏联大使在他的《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一书中是这样叙述这次谈话的：“赫鲁晓夫开始时说，铁托同志对苏联的攻击使他们感到十分意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下子，全部改变了，铁托公开地在全世界面前攻击和谴责我们。赫鲁晓夫用十分郑重其事的语调说，他们没有料到这种情况，现在也不是他们触发冲突的，而是我们。”
对避难的纳吉·伊姆雷等人来说，最感兴趣的是铁托在普拉演说中对匈牙利事件发表的看法。铁托说：“如果纳吉·伊姆雷政府比较有魄力，如果它不是摇摇摆摆，如果他坚决反对无政府状态，阻止反动分子屠杀共产党人，如果它对于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抵抗的话，也许情况本来会向一种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许就不会有苏联军队的干涉。”在谈到街上的私刑和其他狂暴行径时，铁托又说：“纳吉·伊姆雷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来防止这种行为。它继续在电台上哭哭啼啼呼救，而没有对这种行为展开斗争，用某种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决心。”
铁托在演说中还说了一些更加刺激纳吉的话：“苏军得到了增援。纳吉逃跑了，同时一个新政府成立了。”“从将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目前的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我知道这个新政府的人员，并且据我看来，他们代表的是匈牙利最正直的人……”
纳吉和他的伙伴们看了铁托这篇演说后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纳吉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总理接受铁托的邀请才去避难的，而今他的东道主却称他“逃跑了”，还声称要支持迫使他避难的卡达尔政府，说他们才是“匈牙利最正直的人”的代表。纳吉感到被人耍弄、被人抛弃了，继续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逗留下去无异于失去最起码的自尊。他决定尽快离开这里。
随同纳吉一起避难的其他人，这时也已归心似箭，有的早已开始试着离开这个避难所。最初的试验者是孩子们。西拉吉·约瑟夫的16岁儿子忍受不了大使馆内的生活，首先成功地溜出大门回到奶奶家。
接着，科帕奇·山道尔的幼女小尢迪特也走脱了。西拉吉·约瑟夫与科帕奇·山道尔是邻居。当西拉吉一家在4日早晨离家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卡帕奇夫妇刚刚逃离国会大厦尚未回家，保姆便把科帕奇幼小的独生女尤迪特交给了西拉吉夫妇带走，因为估计科帕奇也会去南斯拉夫大使馆会合。次日，科帕奇与妻子伊波娅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找女儿，在大使馆附近的街道上被苏军巡逻队中的一个苏军高级军官认出而遭逮捕，先被带到苏联大使馆，之后又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洛夫亲自押往一座苏联兵营。在那些日子里，苏联大使馆已停止工作，使馆的地下室成了关押匈牙利政治囚犯的牢房，匈牙利的事务完全有那些在布达佩斯指挥苏军进行军事干涉的苏联将军们决定。
小尢迪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里由西拉吉夫妇照料。几天之后，她的爷爷——一位工人出身的反法西斯老战士委托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将她用汽车带出大使馆，送回到祖父母的身边。
在这两个孩子脱离困境的鼓舞下，有的成年避难者也动心了。桑托·佐尔坦夫妇、卢卡奇·捷尔吉夫妇、沃什·佐尔坦夫妇和埃尔多·彼得也离开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们似乎认为自己够不上受惩罚的条件，与其在大使馆受苦，还不如回家好。埃尔多为了保险，还是将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南斯拉夫记者们带来的消息说，他们已安全地回到家，有的人还出现在国会大厦。还有人说卢卡奇将任新政府的文化部长、沃什则已在主持反通货膨胀的工作。实际上他们走出南斯拉夫大使馆不远便全部被逮捕。
11月16日，卡达尔传出信息，准备以书面保证的形式许诺允许纳吉等人自由地离开避难所，不追究任何责任。当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达利波尔·索利达铁奇找到卡达尔交涉此事时，卡达尔又提高了要价：纳吉和洛松齐必须放弃原有的职务和承认新政府；必须公开认错和承诺不反对新政府；还要他们离开匈牙利去一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住一个时期。这些条件立即遭到纳吉等人的拒绝。
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杜波利沃耶·维迪兹这时来到布达佩斯，同卡达尔政府就纳吉等人的问题很快达成了一个协议。
11月21日，卡达尔政府在给南斯拉夫政府的信件中以书面形式做出保证：纳吉等人可以“自行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并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还说他“不想就纳吉·伊姆雷和他的集团的成员过去所做的事对他们实行惩处”。 代表匈牙利政府在信上签字的是“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
进退维谷中的纳吉·伊姆雷及他的同伴们得到这一书面保障后决定马上回家去。卡达尔签字保障避难者们的安全打消了纳吉等人的顾虑。他们想这并非向他们个人作出的保证，而是向南斯拉夫政府做出的保证，公然违反将构成国际问题。况且，这是卡达尔政府缔结的第一个国际协议，若不遵守将在国际上名誉扫地。更何况这个政府现在正急需要除苏联以外第一个承认它的南斯拉夫各方面的支持，因而不会轻易得罪铁托。
纳吉与同他在一起的所有避难者于11月22日傍晚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由于正常交通尚未恢复，卡达尔政府副总理明尼赫·费伦茨派来一辆大轿车，说是用它送大家回家。
在这里已住18天的避难者们早已烦闷极了，恨不得一步回到家里。大使馆厨房里的那位塞尔维亚妇女默默地为大家打点，发给每家人一个小包裹，里面都装有几听罐头。孩子们提着小包裹早已挤在门厅里等待上车。南斯拉夫大使达利波尔·索利达铁奇是避难者们公认的好心人。不管他当时是否了解铁托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秘密交往，他挽留纳吉看来是出于真心实意。他力图说服大家仍然留在大使馆，说他们一迈出使馆大门，他便无法保障大家的安全，至于食品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他见众人不为他的话语所动，便恳求纳吉可以先让妇女和孩子们回去，但他要留下。他说：“至少请您不要走，无论如何您要留下，不论留多长时间都可以。请不要受普拉演讲的影响，国际法规定一旦给予避难权就不能收回。您甚至于可以在这里呆上几年，只是决不能离开。”达利波尔·索利达铁奇不懂匈文，他与纳吉·伊姆雷用法文夹杂着俄文谈话，谈得相当困难，围在四周等待上车的人早已心急如焚。纳吉向这位大使一再表示谢意，然后示意大家上车。（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