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
（第二章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节选连载 18） 侯凤菁 著
明曾蒂一方面顺应纳吉政府的意愿，号召人们立即结束总罢工和恢复工作，说“这是延续民族生命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又对新建立的民族政府持鄙夷的态度，把新政府领导人称作“被推翻政权的继承者”。他把自己置于一切党派之上，特别是还讲了一些含糊不清、值得玩味的话。他说，“我们赞成受社会最高利益的公道和正义节制的私有财产制。”“匈牙利人民懂得，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具有伟大历史的无比宝贵的制度。我要告诫全国650万天主教徒，我们将清除那个倾覆了的政权对教会的专横和为非作歹的一切影响。”他在演讲结尾时进一步提出要求“归还”天主教会的各种设施，其中包括过去被接管的教会报刊。
显然，这位红衣大教主维护“私有财产制”的说法十分刺耳。关于清除倾覆了的政权“对教会的专横和为非作歹的一切影响”的说法也让人迷惑不解，难道是要收回1945年土改时分配给农民的大量教会地产？不过应该指出，尽管明曾蒂的演说有企图恢复旧制度的色彩，但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事件的决定不会是因它引起的。电台广播这篇演说的时间是11月3日晚上8点，离苏军进攻行动开始只有4个多小时，况且它只不过是非执政者的自由言论。当时大局已定，明曾蒂发表与不发表这篇演说，结果都是一样的。后来说它是促使苏联决定对匈牙利动武的重要因素，这只不过是出于宣传的需要而寻找的借口。
就在电台开始广播明曾蒂的演说的同一个时间，去特克尔镇苏军司令部参加谈判的政府军事代表团成员准备出发了。特克尔距离布达佩斯25公里，那里有苏军部队守卫，还有强大的空军基地。39岁的国防部长毛莱泰尔容光焕发，笑吟吟地同大家告别。他说：“一切都会顺利的……今晚将确定最后细节。”纳吉·伊姆雷扶了扶夹鼻眼镜感叹地说：“但愿如此吧！”然后他同代表们一一握手。
代表团的成员仍为埃尔德伊·费伦茨、毛莱泰尔·帕尔、科瓦奇·伊什特万和徐迟·米克洛什。他们分乘两辆汽车，携带这必要的警卫人员驰向特克尔镇。为防止不测，他们还带去一辆配有大功率电台的通讯车。临行时纳吉指示，代表团到达特克尔后立即通过电台向政府报告，此后每隔半小时报告一次谈判的细节。
代表团走后，布达佩斯卫戌司令基拉伊和警察局长科帕奇给纳吉打来电话说，军事观察哨所和居民一致报告苏联部队在移动。根据各地报告的确切情况，估计有10个师的苏军在全国主要城市周围运动，至少有5个坦克师正在接近首都。国防部的“红机子”电话每隔几分钟也报告一次军情。
这天夜晚，辩论匈牙利局势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休会到星期一，因为匈苏举行第二轮谈判的消息已经传到大洋彼岸。有几位代表对苏联人存有戒心。法国代表甚至当场粗鲁地质问，苏联人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在匈牙利捣鬼！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代表证实了恢复谈判的事实，于是宣告休会。
当晚10点钟左右，同苏联谈判的匈牙利代表团到达特克尔镇苏军司令部，随行电台报回了这个消息。代表团受到苏军仪仗队的迎接，然后进入会议室进行谈判。最初，匈牙利代表团同政府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报告说谈判进展顺利。到了午夜联系突然中断，政府再也得不到谈判代表们的报告。据亲身经历过这次灾难的谈判代表徐迟上校事后回忆：谈判开始后就已可以感到主人正在酝酿着什么。他们被请进谈判室时，苏方代表团尚未到场。他们被安排在一张长桌旁边，苏联代表团的座位远在三四米之外。马里宁等人大约过五六分钟之后才走进来。马里宁的态度比上午冷淡，没同匈方代表们握手，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谈判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背后的门突然被推开，一个穿便衣的陌生男人带领8名冲锋枪手闯进来，后来才知道此人原来就是苏联保安部队的头子伊凡·谢洛夫将军。他们把枪口抵在匈牙利代表们的肋骨上，缴下他们佩戴的手枪。这时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们迅速地离开了这个房间。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毛莱泰尔用俄语进行抗议，但是谢洛夫根本不理睬他，只是挥手让人把几个匈牙利代表押走。作为军事特使的匈牙利代表团就这样被苏联人逮捕了。
此后发生的事情，让另一个当事者、布达佩斯警察局长科帕奇来告诉我们：
“我们向特克尔苏军总司令部打电话，但毫无结果，无人接电话。此时正值午夜或是更晚一些的时候。基拉伊请纳吉·伊姆雷作指示，总理镇静地回答说：‘我命令您，恢复匈牙利政府和它的代表团之间的联系。请您派代表去谈判地点。’”
“基拉伊让开来一辆匈牙利军队坦克，炮塔旁固定住一面大白旗。坦克部队的一位年轻团副被任命为代表，他的任务是去特克尔总司令部。我们约定，他应不断地用无线电向我们报告情况直至他完成任务为止，也就是说要同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取得联系。”
“我那时也有幸听到了这些戏剧性的报话内容，警察局里的电话也同收报器接通了。我们得知，首都的各街道平安无事。基利安兵营在暴动期间曾是毛莱泰尔·帕尔的堡垒，我们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指挥员也是在那里由暴动者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这辆坦克行驶到那里后就转弯南下。”
他们听到收报器里传来如下的报告声音：
“我们现在已到基利安兵营。我开过去了……哨兵在向我们敬礼……我们继续向切佩尔岛开去。”
“哨兵们向代表们的坦克敬礼，他们不知道它将开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它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在切佩尔的主要街道上行驶，街上有很多人，窗户通明，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这里没有人在睡觉……”
坦克指挥员这时显得很活跃，他继续报告说：
“我已离开了切佩尔岛，现在正接近特克尔……我们遇到了第一批苏联坦克……是庞大的约瑟夫·斯大林型坦克，它们让我们通过，没有叫我们停下。有两辆转过车体然后跟在我们后面，间隔约有一百米……我们的第三坦克手站在炮塔中挥舞着白旗……我们又通过了另一个哨卡，没有发生什么事……那两辆约瑟夫·斯大林型坦克一直以同样的间隔跟在我们后面……现在已经可以见到苏军总司令部了……兵营周围停着坦克，也许有一百五十辆，也许更多……我们停车，我们来到大门边……他们示意我们开进去……有士兵向我们跑来……我要下车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了。”
科帕奇接着回忆说：“我们听到了坦克开动的轰鸣声、俄国人的说话声和周围环境里的声音，然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哈喽，猫头鹰，我是老鹰，请进来吧……’报话机在基拉伊的办公室里地响着。我们惊愕地面面相觑。基拉伊小声地说了些什么，他打电话给纳吉·伊姆雷：‘总理同志，特克尔似乎不太顺利。’纳吉·伊姆雷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苏军司令部企图隔断匈牙利政府和它的国防部长及其参谋长之间的联系。’纳吉·伊姆雷沉默了几秒钟。‘谢谢，请您和科帕奇一起代理代表们的职务直至他们回来。’”
时隔不久，在布达佩斯街道上已可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坦克轰鸣声。苏联开始对匈牙利进行第二次武装干涉。
自从苏联政府发表10月30日声明以后，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要说苏联人在发表这个声明之时就已下定对匈牙利诉诸武力的决心，显然牵强附会，至少缺少证据。1956年，苏联领导在处理匈牙利问题方面处于某种混乱之中。领导层内存在的分歧、艰难推行的集体领导制度以及不久前对波兰进行干涉遭到打击都加剧了这种混乱。他们对匈牙利局势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是采取不干涉与避免卷入的办法，任凭局势发展和由匈牙利人自己决定他们的前途。这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显然难以接受，连波兰人也未遇到这样的好运。第二种是经过适当步骤后允许匈牙利实行改革和自由化，但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共产主义和对苏联不构成威胁。第三种选择是进行军事干涉，强行解决匈牙利问题。从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和米高扬、苏斯洛夫代表苏联做出的承诺看，莫斯科在一个时期内似乎更多地在考虑采用第二种解决办法。然而，有什么事情突然改变了这一发展进程？
对于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匈牙利的官方文件及各种著述都未作过回答，人们只能从各种历史材料中去搜寻答案。从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看，首先是纳吉政府10月30日发表的要求苏联从匈牙利全部撤军的声明深深地刺痛了苏联人，促使他们开始改变主意。这个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但看来赫鲁晓夫还有出于苦衷而言犹未尽之处，这可以由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历史见证人来补充。
匈牙利高级外交官劳德瓦尼·亚诺什1962年至1967年曾任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代办，任期结束后向美国政府提出政治避难要求并获得了避难权。他后来在出版的一部题为《匈牙利与超级大国――1956年革命和现实政治》一书中写道，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及苏共其他领导人十分恐慌，他们最大的担忧是美国的态度。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美国的历届总统和国务卿都不断地高声疾呼，“铁幕后的被奴役的民族”一旦为争取解放迈出第一步，他们将给予支持和援助。现在匈牙利人已在布达佩斯街头迈出“第一步”，接着美国人究竟采取什么行动，西方会不会进行军事干涉，这是克里姆林宫最为关心的。在这样的严重顾虑下，苏共领导在10月30日之前确定对匈牙利事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劳德瓦尼指出，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的顾虑被美国人自己打消了。10月27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首先强调，美国并未把“东欧被奴役的各国人民”视作可能的军事盟友。第二天，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亨利·加博·洛奇又在联合国重申了杜勒斯的立场。10月29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波伦又正式告知苏联领导人：杜勒斯的上述声明是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才发表的，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苏共领导这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们摸到了对方的底牌：美国人并不打算对匈牙利进行直接干预。艾森豪威尔这时正在为竞选下届总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必要因为匈牙利使美国卷入一场同苏联的直接对抗。
何况这时西方阵营内部也发生了纷争。英、法和以色列利用苏联在东欧遇到的麻烦想从中渔利，在10月29日早晨对埃及发动了进攻，此举遭到美国的反对。西方正在发生分裂，它们已经自顾不暇。莫斯科清楚地看到，雅尔塔划分美苏势力范围的协议和西方国家各自利益之间的矛盾禁锢着西方阵营的手脚，这时他们很难为小小的匈牙利采取什么联合行动。而这一事实，恰恰是那些在布达佩斯街垒后面战斗和企盼联合国派兵援助的匈牙利人所无法了解的。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克里姆林宫于10月30日和31日两天连续召开紧急重要会议，重新审视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最初，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原定的对匈牙利采取让步的政策。但是苏共领导中的强硬派举出一大堆理由，说明“匈牙利的反革命”将会轻而易举地蔓延到整个多瑙河流域国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把工事修到苏联边境线上来。赫鲁晓夫这时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主张。
如果根据纳吉政府的要求，苏军撤离整个匈牙利和允许这个国家恢复多党制，这将意味着是苏联的重大失败。诚然，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已向纳吉当面表示同意匈牙利建立多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这也绝非出于苏联的本意，而是在担心美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采取的无奈之举。从苏联的实际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苏联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大坝在他们面前跨掉一块，特别是不能容忍失去的这部分落入敌对阵营之手。
纳吉已得到了不少东西，但他还在得寸进尺。一旦匈牙利人这次取得了成功，对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等都将产生巨大冲击，那里也可以如法炮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就已处于恐惧之中。乌布利希、西罗基、乔治乌一德治、日夫科夫等不停地打来电话，要求莫斯科评定匈牙利的“叛乱”。他们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东德的《新德意志报》和罗马尼亚的《火花报》等极力渲染匈牙利的“反革命恐怖”，并且不断向纳吉政府进行恫吓。
从军事上考虑，匈牙利的地理位置重要，与好几个西欧国家靠近，建有苏联的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是保卫苏联安全的极好的缓冲带。如果失去这里，便会唇亡齿寒，苏联的领土直接暴露在西方面前，这对苏联的损失是不能不考虑的，也是苏联的军方所无法接受的。从匈牙利撤军还会给人一种战败的感觉，苏军的士气还如何维持。当时对于赫鲁晓夫的权力来说，军队的支持至关重要，对苏军的将领们可得罪不起。
更直接的因素是，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时正在微妙地进行。赫鲁晓夫几个月前刚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解冻”的进程已经开始，匈牙利事件也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爆发的。在匈牙利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赫鲁晓夫比较温和的主张得到布尔加宁、米高扬、谢皮洛夫和朱可夫的支持，其反对者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科涅夫。苏斯洛夫的立场一直模棱两可，捉摸不定。赫鲁晓夫于1957年在政治局受到所谓反党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对赫鲁晓夫指控的几个关键问题之一就是他在1956年10月对匈牙利问题的立场，从而可见当时苏联领导人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
在克里姆林宫重新审视对匈立场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匈牙利如果因此被丧失，持温和立场的赫鲁晓夫势必要承担责任，反对派可以指责匈牙利、波兰问题都是他的“非斯大林化”的结果。这不仅为斯大林分子的反扑提供弹药，而且有可能促使不满的军事领导人与斯大林分子联合，直接威胁到赫鲁晓夫他们的地位。赫鲁晓夫这时意识到，自己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立场不能不后退，不可表现出软弱，以免在权力斗争中陷于被动。于是，他极力表现出自己的坚定性，在决定是否对匈牙利实行武装干涉上，变得调子比别人更高。
苏联要对匈牙利采取强硬立场就这样决定了下来。这时苏共领导的要人们已顾不得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说了些什么，也顾不得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布达佩斯答应了些什么。在宣言和谈话中承认兄弟国家的独立、自由是一回事，实际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已至此，与重大的实际利益受损相比，道义上的失言又算得了什么！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时说：“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讨论了这次叛乱，得出的结论事，保持中立而不去帮助匈牙利工人阶级向反革命做斗争将是不能原谅的。我们根据这个意思一致通过了决议。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在布达佩斯。他们白天进城，晚上回到我们部队驻扎的机场”。待到10月31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返回到莫斯科时，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两位政治家唯一能做的只是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一致通过的决议，哪里还顾得自己在布达佩斯向可怜的纳吉许诺过什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