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8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十四)

[458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

（第二章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节选连载 14）   侯凤菁 著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帮助一些持党内反对派立场的记者对党报《自由人民报》进行改造。从10月26日开始，党内反对派在这个报纸的编委会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10月28日，《自由人民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忠于真理》的社论，谴责关于正在发生的事件是“法西斯反革命”的说法，断定“全国正在发生一场将全体人民凝聚起来和熔为一体的伟大的民族、民主运动”。次日，《自由人民报》已经敢于刊登文章大胆地公开批驳苏联党报《真理报》的观点。这篇文章说，“布达佩斯所发生的事既非反人民，也不是冒险行动，同时并未垮台。……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不是反动派的口号，不是反革命的口号，而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这样，作为党中央喉舌的《自由人民报》同中央公开唱起对台戏。新闻记者基迈什·米克洛什、肯戴·彼得、莫尔纳尔·米克洛什、勒柴伊·帕尔和费凯泰·山道尔等人是《自由人民报》的骨干。对于纳吉·伊姆雷政治立场的逐渐转变，洛松齐·盖佐、多纳特·费伦茨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一批党内反对派直接施加的影响起了重大作用。

面对党的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11月1日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宣布老党解散，新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在电台向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发表的广播讲话后来以高度赞颂“人民起义”而著称。卡达尔同时还宣布了新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委会的7人名单。勿庸置疑，这个新建的党，其中包括卡达尔本人，这时都一心一意地站在纳吉政府一边，力图做它的后盾。这个党宣布建立后，还未来得及开展活动，局势便发生了突变。直到11月4日苏军再次进行武装干涉之后，它才开始建全组织，继而执政33年，直到1989年10月在匈牙利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之前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

在当时领导者们的心目中，新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具有崭新的面貌，这从卡达尔在宣布新党成立的当天接见意大利记者布鲁诺·泰德斯基时的谈话中就可以表现出来。

泰德斯基：你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卡达尔先生？

卡达尔：新的共产主义，一种在革命中诞生和不愿同拉科西－赫格居什－格罗集团的共产主义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新型共产主义。

泰德斯基：这种新的共产主义将是南斯拉夫式的还是波兰式的？

卡达尔：这种共产主义将是匈牙利式的，它将是一种“第三路线”，既不同于铁托主义，又不同于哥穆尔卡的共产主义。

泰德斯基：你怎样解释这个“第三路线”？

卡达尔：它是结合我们的特殊条件，结合我们的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既不效法苏联，也不模仿其他类型的共产主义，我再重复一遍，它是匈牙利的民族共产主义。这个“第三路线”来源于我国的革命。你们当然知道，在这次革命中无数共产党员同学生、工人和人民一起并肩战斗。

泰德斯基：能不能说，您的共产主义将采取民主的形式？

卡达尔：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将会有反对派，而不会有专政。我们将听取反对派的意见，因为新的共产主义所关心的是匈牙利民族利益，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

在五十年代中期，卡达尔的这番对共产主义离经叛道的表述足以使人耳目一新和为之震颤。他在这次会见结束时还告诉这位意大利记者，他赞赏铁托和铁托主义。他甚至表示，匈牙利愿意接受西方的经济援助。他说，“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国现在处于经济崩溃的状态”。

卡达尔对新党和国家前景的表述虽然看起来异乎寻常，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并不足为奇。当时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愿意匈牙利成为一个在经济上与南斯拉夫、波兰相似，在政治上与奥地利、瑞典或芬兰相仿佛的国家。卡达尔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不能不受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然而在经过一场政治大地震之后，共产党在匈牙利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即使是一个洗心革面的共产党，又有多少人能跟着它走？

党内反对派中有许多人不愿参加这个新党，尽管他们的代表人物纳吉·伊姆雷、洛松齐·盖佐和多纳特·费伦茨都在新党的领导成员之列。这批人把自己视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派，致力于缔造一个“民族的、非共产主义的，但不失社会主义性的革命政党”。他们主要是党内一些知识分子，经历拉科西长期的倒行逆施之后对任何与共产主义有瓜葛的党都厌烦和不愿再与之发生关系。作家海·久洛是党的一位老战士，他对一位法国记者表示，“我永远准备支持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但是我再也不要做一个共产党员了”。他的话表达了当时相当多党内知识分子的心态。连新党的领导成员、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捷尔吉对新党的前景做的评估都是冷静、审慎的悲观的。他在10月31日那天接受一个波兰记者采访时说，“不必指望新党取得任何迅速的成就，因为共产主义的名声在匈牙利已经完全败坏……然而党将存在下去，以便保持它的思想和成为精神中心。此外谁知道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将是什么样子”？！他认为这个党只能由一小部分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组成，或许还有一小部分青年人参加，而大多数工人会不加犹豫地加入社会民主党。他说，在将举行的多党制大选中，这个新党只能获得5－10％的选票。

许多年轻的共产党员也认识到党的前途的艰难，他们有人对一位南斯拉夫记者说，“一旦和平得到恢复，我们应该再从头做起，一切都应该重新开始。我们只有通过实行真诚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一个以伊拉克·拉斯洛的名字命名的秘密电台也持同样的看法。它在广播中指出，匈牙利共产党人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和采取鲜明的真诚立场，才能为自己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赢得荣誉。

新党的名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顾名思义这个党要在工人当中大量吸收成员作为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工人队伍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实际状况如何呢？

10月23日起发生的事件，最初是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先导，之后工人成为斗争的主力。在事件刚开始的日子里，学生们至少还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知识分子和作家大多陷入茫然，很多人只是躲在家里或办公室争论不休，却都无所措手足。在起义发生的几天一直待在作家协会楼里的一个学生描述说，“那里笼罩着失望的情绪，……都在思索现在应该怎么做。大家都去找作家协会出主意，但是作家协会实际上一筹莫展”。知识分子和作家当中的那些比较有政治头脑的人，这时往往一群一伙地聚集在国会大厦或党中央的走廊里，试图对最高领导层施加影响。连过去的反对派都很少有人知道事至如今应该怎样控制局面。包括裴多菲俱乐部一些成员和著名作家在内的一部分反对派人士慌了手脚，纷纷通过电台发表谈话，呼吁已经出现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需要“立即恢复和平的方式”，“即使是和平游行也不要再举行”。

在工人们当中却是另一番景象。起义开始不久，工人们就在工厂和工人居住区纷纷成立了工人委员会这样一种新的权力机构。第一个工人委员会10月24日诞生在布达佩斯与具有数万名职工的联合灯泡厂。它发表的10点宣言声称，“我们会把事情办得比过去的盲目和大权在握的头头们好得多”。之后几天，在布达佩斯先后建立了工人委员会的有切佩尔工业区的拜洛伊安尼斯通讯器材厂、高毛光学仪器厂、甘兹电器厂、甘兹车辆机械厂、朗格机械厂、道努维奥机床厂、拉科西·马加什冶炼厂以及哥特瓦尔德电器厂、古布达造船厂、伊卡鲁斯汽车工业公司、吉诺因制药厂和各种橡胶制品厂、服装厂、纺织厂等。大多数工人委员会的决议和宣言都提出政治要求，最首要的是要求苏联从匈牙利立即撤军。许多工人委员会派出代表会见纳吉，宣布在他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之前一直进行总罢工。后来，政府、劳动人民党和工会全国理事会不得不正式承认工人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的合法性。

当首都的局势开始缓和的时候，各处的工人委员会开始以地区为单位进行了更大的联合。新佩斯9个工厂的代表10月29日在联合灯泡厂集会。首都第十一区、第三区和第十三区的一些工人委员会也都采取了联合与合作行动。切佩尔19个大工厂的工人委员会于10月30日建立了切佩尔中心工人委员会。10月31日，布达佩斯建立了有24家大企业参加的工人委员会联合会，通过了阐明工人委员会基本权利、义务和行动准则的9点宣言：

一·工厂属于工人所有。工人向国家交纳工厂生产税和一定的利润；

二· 通过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是企业最主要的领导机构；

三· 工人委员会在自己的成员内选出由3－8人组成的经理委员会，作为工     人委员会的常务机构，完成以后将具体确定的任务；

四· 厂长是工厂的职员。厂长及那些从事较重要工作的职员由工人委员会选 派，在选派之前可先由经理委员会公开张榜招聘；

五· 厂长负责处理工厂事务，要向工人委员会负责；

六· 工人委员会有如下权力:

1·批准企业的各种计划；

2·决定工资基金的数额和如何使用；

3·签订对国外的所有供货合同；

4·处理一切借贷事宜。

七· 在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工人委员会决定确立与解除同所有职工的工作关系；

八·批准企业利润留成比例和确定留成部分用项；

九·自己执掌企业的福利事业。

 

从这个宣言中，人们足以体味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它勾画了工人自治地管理企业和真正行使主人翁权利的计划，也显示出匈牙利无产阶级当时的强烈要求：将权力从官僚主义者手里夺过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的追求和愿望激起了坚定的决心和巨大的力量。罢工的决定被严格执行，谁去擅自上工便被视作工贼并要受到惩处，甚至连开张营业的私人店铺都可能遭到枪击。这样持续不断的总罢工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对政府构成巨大的威胁。

虽然有消息说西方将送来救济物资，而且说有的已经启运，连美国政府都捐出1千万美金，况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邻国的救援物品已经运到，但这终究还是杯水车薪，要想维持居民的生计主要还得依靠自己的同胞。这种形势迫使纳吉从早到晚接见一个又一个工人代表团，唇干舌燥地劝说他们尽快复工。

纳吉与各地的工人代表团谈话时，卡达尔经常在座，从旁劝说。纳吉对索尔诺克的一个代表团说，苏联军队不仅即将撤出布达佩斯，而且将撤出索尔诺克和匈牙利全国。卡达尔匆匆地写下这样一张纸条：“亲爱的索尔诺克的工人同志们，在这个困难时代的最后一天，也是新时代的第一天，我们通过你们城市的代表希雅基·费伦茨同志向你们致敬。让我们大家和所有善良的爱国的匈牙利人一道，重建秩序，恢复我们赖以维持的工作。我们号召一切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从昨天的灰烬中站起来，满怀信心地面向明天。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将在为正义理想的奋斗中，通过正确的途径而取得胜利。致以共产主义者的敬礼。卡达尔·亚诺什。”他把这张纸条递给纳吉，纳吉在后面也签上自己的名并恭敬地递交给索尔诺克的工人代表。由此可见，当时在首都和全国各地成立的工人委员会已成为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政府求之不得地想得到他们的合作。

工人委员会再次显示威力则是在几天后苏军坦克再次进入布达佩斯彻底粉碎这一民主运动的时候，那时工人委员会是唯一有组织地抵抗外来武装干涉的力量。

11月1日，工人委员会的代表与纳吉政府的代表在国会大厦举行会谈。晚上，在建筑工人工会礼堂召开了全市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政府代表沃什·佐尔坦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诚恳的讲话。这位工人运动老战士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与会代表的心。经过充分讨论，大会决定对纳吉·伊姆雷政府表示信任。会议还宣布，争取在全市尽快停止罢工和恢复工作。在此后的几天里，虽然对是否结束总罢工有时在局部范围内还有争议，但是复工的主张不仅已占上风，而且越来越得到广泛的支持。这种争议大多发生在各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和各区的革命委员会之间，后者往往与武装小分队有联系，希望通过罢工最后使自己的全部政治要求得以满足。到11月3日，也就是苏军进行武装进攻的前一天，连最强硬的两个区级委员会，即切佩尔中心工人委员会和新佩斯革命委员会也做出停止罢工的决定。这样，全市已准备在11月5日（星期一）早晨全部复工。

在广大农村，农民们的火气要小得多，农村一直平静无事。与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相比，匈牙利的农民与其他国家的农民一样，历来处事比较谨慎。他们最讲究实际，不肯荒废10月的秋播季节，因为来年全家老小还需要依靠收成吃饭。他们终生与沉默的泥土打交道，反应比较迟钝，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揭竿而起。但是一旦他们举起锄头和长镰，那种愤怒的洪流也可以淹没一切。

在1956年的10月，匈牙利的农民虽然没有参加示威游行和枪战。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城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直观地感觉到它的成功至少意味着以后不必再为完成义务交售任务犯愁，也不必担心被人随心所欲地列入“富农名单”，而且可以退出他们所厌恶的那种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老实巴交的纯朴庄稼人不善言辞，但他们的心是火热的，最实际的做法是尽其所有，用自己家中的食品支持城里人。在那些日子里，在布达佩斯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动人的场面：一些头戴毡帽、皮肤黝黑的庄稼汉把一车车的蔬菜、鸡蛋、腊肉、水果分送给过路的行人，或者把整车的面包运到大学和工厂的门口，任凭工人弟兄和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免费取用。看着人们得到食物后的欢悦，他们的嘴角上露出憨厚的笑容。他们就这样用具体行动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内心的爱憎。虽然也有逃亡在外的昔日地主、富农回村查看自己过去被没收的产业，但这终归是少数事例，也难以同那些膀大腰圆的农民相抗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