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7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十三)

[457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

（第二章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节选连载 13）   侯凤菁 著

兹里尼军事学院指定了一名党员学员担任增援部队的坦克连长。这个学员不愿接受这项任务，因为交给他率领的是一支完全陌生的部队，他与坦克连的成员从不认识。这个时期士兵不服从军官指挥的事情已时有发生，他对这个坦克连能否听从他的命令没有把握。尽管这样，军事学院还是派这个连长率领着6辆坦克出发了。连长乘坐第一辆坦克，与其他各辆坦克通过无线电联系。当坦克驶到共和国广场时，连长命令恐吓性地朝天开火，聚集在那里的数百名持枪者和围观群众被惊吓得四处逃散。6辆坦克顺利地驶进广场，并在那里流动巡逻。不一会功夫，广场上又聚集了人群。坦克又朝天开火，但这次已不那么灵验：人群不仅逃散得慢了，而且还有些人向坦克里的士兵喊话，说不要向他们这些老百姓开火，而要向驻有保安部队的市委大楼开炮，坦克兵们被说动了。坦克连按照连长的命令继续在广场上巡逻和准备再驱散人群。当这些坦克开上广场另一端面对着市委大楼的高岗时，连长发现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坦克竟把炮口转向了市委大楼并发射了炮弹，其余坦克也跟着效仿。连长严厉地命令“停火”，可是命令无效，各辆坦克继续射击。炮弹一发接一发地落在市委大楼，广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武装分子在这些坦克的火力支援下又疯狂地冲向大楼。坦克连长无可奈何，只好命令他乘坐的那辆坦克单车返回兹里尼军事学院报告情况。

以上细节是这位坦克连长后来在审理共和国广场案件时向法庭提供证词时讲述的。至于那些增援的坦克兵为什么倒向武装分子朝市委大楼开炮，迄今无确切的解释，但这至少足以表明当时混乱的思想状况：军心本来就早已倒向起义者一边，临时到共和国广场增援的坦克兵们又不了解市委大楼的内情，在仓促中一旦有人带头便做出悲剧性的选择，听信了作为“革命者”的武装分子的喊话，把炮口转向了市委大楼。之后，他们还袖手旁观地目睹了对大楼守卫者的残害，并未试图去制止。他们唯一可称道的行为是拒未允许武装分子想将一名保安部队的俘虏吊在坦克的炮筒上。

市委大楼的守卫者们看到，面对坦克炮的猛烈轰击，抵抗已失去意义。也许面对连来增援的坦克都朝自己开火感到绝望，麦佐·伊姆雷决定表示投降，坚持自己亲自去同进攻者谈判。奥斯陶洛什上校和保普上校自愿随同前往。

奥斯陶洛什·亚诺什38岁，当过金饰匠，22岁时加入地下共产党，从1948年起在军队担任政治干部。保普·约瑟夫39岁，当过机器装配工和无线电报员，从1950年起任炮兵军官。他们与麦佐·伊姆雷均为本应享有人身安全保障的国会议员。经过简短的准备，这三个人打着白旗走出市委大楼朝进攻者走去。谈判者刚刚跨上马路，便被迎面飞来的一梭冲锋枪子弹料撩倒。后来查明开枪者便是波拉泰尔胡同武装小分队的头子、外号叫“木腿”的惯犯迈斯·亚诺什。

他们三人中弹后都未立即死亡。麦佐·伊姆雷被大中胸部，当即被用汽车送到附近的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死在那里。奥斯陶洛什上校昏倒在地上，被人拳打脚踢，后来又被拖到埃尔凯尔剧院附近，用铁丝捆着腿倒挂在一棵树上。法医的检验报告说，“他头部的枪伤和吊挂本身就可以致死，更何况还施有外部暴力。他腹部也中弹，这处伤也可以置死”。保普上校受伤后也遭到毒打，有人多次用刀扎他的胸部，他死后还有人用手去挖他的心脏。

市党委大楼被攻陷后，有的守卫战士受伤后还未死，被绑在卡车后面在广场上拖来拖去。被俘士兵的命运也十分悲惨，他们在大楼前遭到惨绝人寰的杀戮。有的被刺死、踢死或被用枪托打死。临时组成的行刑队在广场上枪毙了两批被俘士兵。这些年轻的战士极力解释他们只是应征入伍者，并未残害过群众。然而这些哀求没有能打动行刑者的心，这些战士还是一个个地在枪响后倒在血泊中。这些年轻的被害者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摄有他们的临刑前恐惧表情的照片后来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上流传全世界。在现场拍摄这些照片的美国记者约翰·萨多夫写道，“当时我的神经已使我无法再拍摄下去。我曾经经历过3年战争，但是从未见到过比这更残暴可怕的景象”。行刑队的15人中有鲍罗什广场武装小分队的头目们、臭名远扬的“木腿”和几名前法西斯分子及逃犯。有两名士兵企图逃向围观的人群，但立即被人从背后击毙。

在牺牲的市委大楼守卫者么当中，除上述两名上校以及另一名中校外，还有18名战士，他们年龄最大者只有23岁，多数人是在大楼失守后被抓住残暴地杀害的。在市委工作人员中，除市委书记麦佐·伊姆雷外，还有3人被害。他们是32岁的党校教员劳考托什·彼得、40岁的理发员舒尔茨·拉斯洛和39岁的女干部卡拉伊·爱娃。卡拉伊是在武装分子向她逼近时自己从三层楼跳下去的。她23岁时成为地下的全国青年委员会委员，一次被反动宪兵逮捕后拷打得几乎送命。但他这次未能逃脱死神的召唤，跳楼后虽然没有立即身亡，但以伤残的肢体在医院痛苦地活了半年后离开了人世。

在围攻市委大楼过程中，共和国广场周围聚集了许多围观群众。他们有的参与了残杀行动，但更多的人从始至终呼喊着抗议这种暴行。在参加围攻行动的各武装小分队之间，对这种杀人的做法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科尔文夹道的武装小分队这时赶到现场。他们的领导人极力阻止继续屠杀，救出了几个被俘士兵，自己则遭到责骂。这个武装小分队的首领彭格拉茨·盖尔盖伊回忆说，“简直无法说服群众。派出去的国民警备队值勤人员本想搭救被俘获者，但最后他们自己能够活着回到科尔文影院已算是万幸”。

后来，由于在场群众施加压力和各武装小分队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共和国广场的这场大屠杀才告结束。在48名守卫战士中有18人遇难，其余30人得以幸存。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少数害群之马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往往造成极大危害，这在共和国广场的屠杀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世界上的许多人提到匈牙利1956年事件首先想到共和国广场的这一幕，它也为苏联进行武装干预的主张提供了重磅炸弹。这样的历史教训足以让世人永远牢记。

9·  恢复多党制

10月30日下午，纳吉·伊姆雷通过电台宣布，在取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完全赞同的情况下，匈牙利结束一党制，恢复战后曾一度实行的多党制，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纳吉还宣布了包括卡达尔·亚诺什在内的小内阁名单。消息传出后，世界震惊。

然而，除劳动人民党以外，其他政党在哪里？1945年-1948年在联合执政基础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那些政党，在1949年以后已被拉科西通过行政和警察手段全部取缔。这些党的领导人大多数被关进监狱，少数幸运者及时逃到国外才免于深陷囹圄 。

首先又出现的是1945年-1948年参加过联合执政的那些党――小农党、全国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党的高层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广泛的支持，他们也主张维护战后年代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然而这些党的多数中层干部并不执着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考虑得更多的是通过恢复党的活动为自己攫取地位与特权创造条件。这些人大部分属于过去的中产阶级，在思想上与旧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未看准风向之前不敢轻举妄动，只有在时局趋于明朗后才伸手摘桃。他们一般都未参加武装起义及对苏军的抵抗，过去在反对拉科西政权的斗争中也鲜于露面。现在看到苏联已撤军，起义者的力量不断壮大并已取得合法地位，他们便按奈不住地跳上政治舞台，有的甚至极力混进新成立的工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等群众权力机构。这群钻营者的动向引起了大学生们的警惕。

当年联合政府中最大的党小农党恢复了活动。该党的元老科瓦奇·贝拉当选为党的主席，但他同一些积极谋求恢复党的活动的人明显地保持距离。后者当中有人主张小农党恢复三十年代的党纲，科瓦奇·贝拉明确表示这是行不通的。科瓦奇10月31日在佩奇发表的广播谈话中说，“我看谁也不要去怀念旧世界。公爵、银行老板和资本家的世界早已最终完结，小农党如今不能用1939年和1945年的眼光去考虑问题。过去的10年是痛苦的，但对小农党是有益的教育，我们应该利用这10年的教训改造党的纲领和改造我们自己的思想。……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党纲的基本原则是需要和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独立的匈牙利。”

大家都认为，小农党至少会赞同保留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成果，因为这是留在国内的各党多数领导人的主张，那些流亡国外的重要人物即使有歧见也鞭长莫及。但是小农党某些右翼领导人的举动很快引起人们的不安。该党总书记科瓦奇··约瑟夫被首都国民委员会选为布达佩斯市长，他上任后立即开始撤换过去被劳动人民党任命的首都行政官员。

参加过联合政府的全国农民党也恢复了活动。它坚定地宣布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表示“按照人民的意志”，“尽量保留社会主义的成就和果实”，同时将党改名为裴多菲党。这个党的执委会成员大部分是匈牙利文学界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小说家内梅特·拉斯洛、柯多拉尼·亚诺什、韦莱什·彼得，诗人萨波·洛林奇以及剧作家伊耶什·久洛。裴多菲党与小农党中的左派合作，曾经谋求两党合并，最后虽未成功，但对小农党中的右派起到抑制作用。

社会民主党是最后恢复活动的。由于匈牙利的这个传统最悠久的工人政党早在多年前就已同共产党合并，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受到严重束缚，对已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迟迟不能确定自己的立场。德高望重的女活动家凯蒂·安娜当选为该党临时主席，她在1950-1954年因受政治迫害坐过4年劳。最初她表示无论如何也不以个人名义或受的委派参加政府，但到11月2日，该党终于还是接受了入阁的邀请。党的临时总书记基勒门·久洛明确宣布，他们的党赞同保留国有化和捍卫工人的权利。

在这些日子里，未参加过1945年联合政府的一些较小的政党也纷纷登场。这些党的背景比较复杂，有的甚至要求恢复私有制。他们当中有类似西方保守党的政党，包括匈牙利民主人民党、匈牙利独立党和匈牙利激进党等，也有宗教性很强的政党，如基督教民主党、天主教人民党和基督教人民党等。这两类政党受天主教的影响比较深，其影响在天主教徒众多的匈牙利不容忽视。总的来说，他们都赞同保留“社会主义成果”，并不想退回到霍尔蒂时期。连宗教性极强的天主教人民党的主席瓦尔加·安德烈在宣言中都谈到，“我们要求维护1945年以来为增进人民福利而取得的那些社会性的胜利，我们甚至坚决主张把这些成果加以扩大。我们的纲领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社会化，尊重法治，尊重自由。我们的口号是：与基督一道为人民服务，与人民一道侍奉基督”。这些党在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立场无疑要比参加过联合政府的那些政党右倾，但至少在政治上尚未与进步力量针锋相对地分庭抗礼。事实上，尽管“社会主义”这个词已失去过去的光彩，但是如果有人跑到农村让农民把土地、牲畜退还给过去的地主老爷，或者跑到工厂让工人把工厂还给昔日的资本家，所面对的无疑只能是工人、农民愤怒挥起的拳头。任何清醒的政党，即使另有所图，这时也不会冒险触怒工农。

当时人们一般认为，恢复活动的50左右个政党大体可分为两个阵营。一个以小农党为核心，包括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以及其他比较进步的党；另一个阵营是那些以天主教会势力为基础的比较保守的党。这两者相比较，前一种力量更强一些。

企图公开恢复战前霍尔蒂制度的反动政党不是没有，其中以匈牙利自由党和匈牙利基督党为最典型，但它们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无足轻重，只不过大大地毒化了当时的政治空气。

另外一些更反动的党派本来也企图登台表演，但都很快一事无成的夭折了，未能成气候。例如10月31日，一个自称匈牙利革命党的组织在国会大厦门前举行规模不大的示威，要求任命明曾蒂为政府总理，之后便无影无踪。11月1日，在首都的乌兰尼亚电影院召开的一个大会上，有不少前法西斯分子箭十字党人混入，使会场秩序混乱不堪，大会最后不欢而散。前箭十字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原也打算恢复活动，但都没有能够得逞，因为箭十字党这样的法西斯组织在匈牙利早已臭名昭著。人民在过去吃尽法西斯专制的苦头，解放后又吃够了集权的苦头，现在追求的是健全的民主道路，绝不会准许再以法西斯独裁取代拉科西的专制。也有官方宣传材料说，西部的久尔市在那些日子里曾建立过箭十字党，一些研究著作普遍认为这纯属子虚乌有，官方也从未公布过有力的证据。

作为共产党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现在怎么样？除了中央领导机构依然存在外，这个执政党实际上已经瘫痪和分裂。党的一些办公机关被砸毁，党员人数减少了90％，有人把党证烧掉、撕毁。有个老党员把党证贴在墙上，在旁边写道，“这是我的愚蠢的证明。愿你们从这里取得教训”。这样一个党，已无法再维持下去。

党内的反对派从10月事件发生起，在对事件的认识和处理上就与中央持有歧见。党内反对派的两个代表人物洛松齐·盖佐和多纳特·费伦茨反映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独立立场。他们在事件爆发后的最初两天闭门静观事态发展和进行思考，直到10月25日早晨才离开家门前往党中央大厦。他们向党中央指出，这个事件是一次革命，反对党中央认为它是反革命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意见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愤然表示要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就在他们准备递交辞职书的时候，在苏联人的安排下，卡达尔·亚诺什取代了格罗·耶诺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于是他们决定仍然留在中央委员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洛松齐和多纳特在党中央内部一直力主承认10月事件的民族、民主性和接受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他们的主张一次又一次遭到中央内部大多数人的否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