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1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六)

[451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

（第二章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节选连载六）   侯凤菁 著

当天下午，一个满脸污垢、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来到纳吉伊姆雷身边。他是纳吉的朋友希拉基约瑟夫。希拉基是匈牙利东部一个农民的儿子，后来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为法学博士。他年轻时入党，解放后在党中央曾有过很高的地位。他生性耿直、嫉恶如仇。40年代末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确切地了解到无辜的拉伊克及其同伴被残酷迫害的真相，于是便给拉科西写信进行揭露和抗议，不久，他被贬到外地，直到6年以后才回到首都。一天晚上，党中央负责甄别工作的福尔代什拉斯洛到他家去看他，并且带去一大笔钱，说是对他“受苦年月的部分补偿”。6年来他们全家靠吃涂猪油的面包和冻土豆维持生命。他看着妻子和孩子们严重缺乏营养的面孔，当着客人的面将那装满钞票的公文包扔到窗外。从此，他又失去了职位。在10月23日之前，他曾多次拜访卡达尔亚诺什，请求他同纳吉伊姆雷一起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10月23日以后，他走遍首都和外地的许多地方，细心观察发生的一切。他没有参加街头上的战斗，只是静静地看和默默地思考。他亲眼目睹了青年、工人们的行动，看到了国会大厦门前的大屠杀和群众包围布达佩斯警察局的情景。他也了解到在一些工厂、企业、机关和军队中，人们正在通过选举组织工人委员会。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他最终断定已发生的事情虽是 一场劫难，但它是“一场革命，一场极妙的革命”。他在国会大厦找到纳吉伊姆雷，把自己所见所闻和所想和托盘出。从此，希拉基便留在纳吉伊姆雷身边，充当总理办公室主任。这个棕色皮肤的高大汉子替纳吉接电话，接待各地的来访者和替他处理各种例行公事，以自己充沛精力减轻纳吉的重担。希拉基在后来悲剧性的日子里再未离开过纳吉：11月4日同他一起躲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以后一起被苏联人逮捕并被送往罗马尼亚，最后又一起被处死刑。希拉基是在纳吉被处死前遭到秘密处决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痛斥法庭。

10月26日，形势没有变化，巷战仍在进行，政府的迫切目标是使武装起义的群众放下武器和尽快恢复秩序。科苏特电台在清晨4点30分宣布部长会议的公报:全市居民整天不得上街，因为从清晨开始要在全城“肃清武装反革命小分队的残余”。6点之前广播的新公报又说，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允许人们上街购买食品。相继广播的这两个说法不一的公报足以说明，领导处于混乱之中，缺少缜密的计划与安排。从10月23日以来，最高领导把精力主要用于改组党政机构和解决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处理日常事务的任务委托给各有关的机构和个人完成，因而政出多门，经常发布相互矛盾的法令，进一步增加了混乱。

下午两点，科苏特电台广播了负责维持首都秩序的武装力量司令部的呼吁书：“我们对那些仍在战斗的人讲话！匈牙利人宝贵的鲜血正在布达佩斯流淌。你们要避免无谓的流血。新政府坚决地进一步提出合理要求……。只要快快放下武器，政府就不会把你们送上即审法庭。不要害怕将武器交给维持秩序的武装力量！”听到这个广播，有些被苏军包围的零星的武装小分队表示愿意交枪，但是坚持只向匈牙利军队投降。而那些主要的武装据点则不仅未受到削弱，其实力反在不断加强。从下午3点起，城内又实行了戒严，但枪炮声依然连绵不断。这时，示威、罢工和巷战已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一天，布达佩斯死120人，外地死103人，仅在首都的基利安兵营附近和第九区就有43人丧生。

当天上午，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分析当前的形势。洛松齐和多纳特在会上主张承认群众起义的合法性，这个观点被其他人否决，连纳吉也反对这个意见。另外还讨论了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自从首都爆发起义以来，各工厂都在仿照南斯拉夫的做法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阶级要求直接掌握工厂的权力。纳吉把这样的浪潮看作是摆脱混乱和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的一个机会。党中央会议结束时通过一项声明，对工人委员会明确表示支持。这个声明与过去几天当中发布的文件相比，没再强调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作用。它同时答应改组政府；使其在完全平等、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莫斯科就匈苏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社会秩序一旦得到恢复，苏军便撤离首都；维护社会主义成果和加强民主；秩序恢复后需要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声明还宣布，在晚上10点钟之前放下武器者可以得到赦免。这个声明的内容虽然出现新意，但措词却吞吞吐吐，反映了党中央内部各种力量处于相互胶着的状态。纳吉只能在党中央这个有些模棱两可的声明的基础上主持政府工作。

10月27日早晨6点15分，电台广播了内务部长的公报：“昨晚遵照政府的赦免令，大部分战斗者放下了武器，布达佩斯已成功地清除想继续挑动武装战斗的分子。有些人在党和政府发布赦免令后还不懂得形势的严重性，因此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10点钟，匈牙利通讯社也报道：“在第九区突破了武装小分队的抵抗，此刻一些孤立的小分队正在被从这个地区清除出去。到早晨8点钟为止，于勒大街、环路、博拉罗什广场、多瑙河岸和埃尔凯尔胡同一线街区的据点已被肃清，那里已完全恢复平静。”然而上述的说法并非准确，实际上许多武装据点还在颇强抵抗。发布这样的公报和消息，究竟是因为政治领导和武装力量收到的报告有误，还是想利用这种说法安慰居民，便不得而知了。

上午11点多，电台宣布政府改组的结果。在新政府的名单里，已经没有了拉科西的第二号代理人赫格居什安德拉什的名字。直到28日，在名义上他虽然还是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可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已从政府改组时起宣告结束。内务部长、人们憎恨的国家保安局的头子比洛什拉斯洛和国防部长鲍陶伊什特万也被赶出内阁。新的内务部长由匈牙利著名的工人运动老战士、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明尼赫费伦茨担任。新的国防部长是扬佐卡罗伊中将，他以前在国防部任财务局长，对拉科西始终不妥协，下属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有浓厚民族感的共产党员。

在新政府名单里，除纳吉伊姆雷任总理外，最受敬重的要属农业部长科瓦奇贝拉。这位前小农党总书记过去在农民中享有很高威望，后来被拉科西捏造罪名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始终不向拉科西屈服。10月起义前不久他刚从苏联回到匈牙利，已被折磨得衰老不堪。国务部长蒂尔迪佐尔坦也是前小农党领袖，在1945年以后小农党竞选取胜的联合政府中当过总理，以后还当过国家总统。他入阁对于怀念1948年前的民主时期的人显然可以起到心理安慰作用。新政府还吸收了一些有名望的专家。例如文化部长卢卡奇捷尔吉是欧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老战士，在拉科西时代作为思想界的右派代表人物多次受到严厉批判；卫生部长巴比奇安道尔教授是著名的泌尿专家；国营农场部长里比昂斯基米克洛什则是一位农学家。

然而，新政府中的这些新成分在这时却不足以使人振奋，能引人注目的是保留下来的赫格居什执政时的一些部长。其中有外交部长霍尔瓦特伊姆雷、冶金和工业部长切尔戈亚诺什、采矿和电力部长卓特纳山道尔、交通和邮电部长贝布里奇拉约什等。他们同副总理奥普罗安道尔一样，身上都带有拉科西政权的标记。这些名字的保留突出地给人以“新瓶装老酒”的感觉，新政府的威望大打折扣。在组阁的过程中，纳吉极力避免被人指责任用亲信。连赫格居什后来都在回忆录中承认：“纳吉伊姆雷没有将自己圈子里的任何人带进这个政府。要说与他最亲近者，只能算是明尼赫费伦茨了。”

纳吉成功地到达了避嫌的目的。确实，从新政府的组成中，谁也不能怪罪他安排亲信，但同时也使他丧失了赢得人民无保留的信任的又一次机会。而对于他来说，可供利用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没能从自己过去的磨难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没在东山再起之后在自己身边安置一批可以信赖和能够休戚与共的人。纳吉在这种及其特殊的环境里，还一味只愿采取符合党的传统观念的措施，而不去多想可能因此产生的实际结果。思想上的束缚防碍他与拉科西分子果断地分手，也使他难以被早已拿起枪造反的群众无保留地接受。

政府改组的消息公布后，收缴起义者武器的工作仍难进展，一些主要的武装据点仍在抵抗。27日下午3点，新任国防部长扬佐卡罗伊通过电台发布命令：“……我命令军队不间断地继续肃清武装据点”。直到夜晚，政府又派出高级军官同布达佩斯主要武装据点科尔文夹道的武装者举行谈判，但是毫无成果。

28日，纳吉向苏联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赫格居什、比洛什、鲍陶同格罗一起送到苏联去居住。这个建议是在那天中午提出的，他们4个人均无异议。两小时之后，他们便携家带口地乘苏军坦克前往首都郊区的军用机场，从那里转乘飞机飞往莫斯科。除赫格居什以外，其他3人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

赫格居什后来的经历可以说很有戏剧性。他在苏联居住了两年，潜心研究社会科学，1958年又回到匈牙利。这个当年的斯大林、拉科西分子后来一跃成为卡达尔时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属于最早主张匈牙利走西方发展道路的学者之一。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曾任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长，由于“反对党的路线”而于1973年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一直留在匈牙利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国内和西方出版了不少科学著作。1989－1990年匈牙利社会制度变化后，赫格居什作为“有远见的学者”受到尊重，但是他只发表政见，一直远离权力。

5． 武装小分队

有人估计，布达佩斯武装起义者的人数最初几天只有数百人，到11月4日发展到10，000人，这显然不准确。从死伤情况看，各处武装小分队的人数大大超过估计数字。据殡仪部门统计，仅从10月23日到11月2日，他们就葬埋了1000具武装抵抗者的尸体。全市各医院在这段时间为7000－8000人治疗过枪伤。统计数字不准确的原因在于，有的武装小分队故意夸大自己的人数，有的则故意隐瞒自己的实力，还有大量分散的小分队只有二三十人，总人数难以统计。

最初参加武装起义的多为青年，其中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后来人员不断变化，有些人回家后就一去不复还。人员的构成也相当杂乱，互不认识。特别是当10月24日苏军进入市区进行军事干涉时，许多武装小分队都是仓促建立起来的。他们凑在一起完成某项工作，加入者不断变化，而后又有新人补充进来。有两个起义者是这样回忆的：“我们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战斗，然后各自回家。接着又有别的人来参加战斗，人员在不断改变……”“那里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纪律，然而一切都进行得惊人地默契”。另一位参加过战斗的青年回忆道：“谁也没有去召唤他们，都是自己来加入我们行列的。根据不同情况，我们一起度过几小时或几天，同战斗、同休息。然后有人一声不响地离去，由别人补上他们的位置。我们不问任何人名叫什么和家住哪里。很少有什么组织工作，纪律上也无法堪称楷模。尽管这样，气氛却很好，而且合作甚佳。”布达佩斯最大的武装据点的指挥者彭格拉茨盖尔盖伊也说：“参加革命的人都是自愿的。留在那里的人都是根据个人的志愿自动参加的。我们不问任何人从哪里来和他是谁。我们也不在乎来者是否作为政治犯或刑事犯曾做过牢。我们既不询问他们是什么民族，也不问他信仰什么宗教。只要他手中握有武器并为实现大学生们的十四点声明而战，他就是战友。”

除有些人较固定地参加战斗外，还有不少散兵游勇，他们兴趣所至地随时参战、随时退出，不受任何约束。有个理发师说，在那些日子里，店里没有生意时他就出去参战。有位职员说，他每天早晨利用出去为家人购买食品的空余时间去打一两个小时的仗，然后拿着买到的面包、牛奶、面粉、食糖等回家，吃过早饭再去办公室上班。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最初的几个有组织的抵抗中心是由工人、学生在他们的集体宿舍里成立起来的，然后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物并收罗参加者构筑据点，武器主要是由军队提供的。有的武装据点甚至装备有坦克、装甲车。居民们欣然与起义者们站在一起，向他们提供各种食品和衣物，更主要的是将从电台听到的国内外消息转告给他们。抵抗者的重要武装据点主要分布在全市那些工人、小职员聚居的地区，其领导人也往往是普通工人，有的甚至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党员。在起义者当中，年轻人占很大比例。他们是在人民政权下成长和长时间地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

武装小分队从开始起就避免与匈牙利人民军发生冲突，把士兵视作自己的伙伴。人民军部队也给予他们很大支持。10月23日至24日，国防部从外地向首都调遣了一些部队，用以执行保卫任务。调往布达佩斯的总兵力达7000人、50辆装甲车，被分配驻守在30个地方。此后他们便被遗忘了，既未接受新的任务，也未得到新的指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投身到起义者的营垒。人民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长期驻在布达佩斯的军事单位的指挥官尽量避免自己指挥下的部队同起义者发生武装冲突，使他们的兵营“中立化”。只有很少一部分匈牙利军人真正参与过围剿武装抵抗者的军事行动，正如联合国调查匈牙利问题的委员会在1957年秋天的一份报告中所写的：“匈牙利有关领导人”在整个匈牙利事件期间都未能使匈牙利部队与苏联军队一起同武装起义者进行战斗。与此相反，不少的匈牙利官兵在革命和民族思想的冲击下，毅然脱离了自己的部队和执行任务的岗位，投入武装抵抗者的行列。后来成立的国民警备队全国司令部统计，到10月底共有2000名军人分别在布达佩斯各处同起义者一起战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