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8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三）

[448期]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

（第二章 震惊世界的十二天    节选连载三 侯凤菁著）

战斗越来越激烈，起义者们占领了许多可以控制广播电台大楼的制高点，守卫者的抵抗显得越来越无力。到晚上10点，枪声更密，火药的烟雾四处弥漫，广播电台已变成了一个激战的火海。参加围攻广播电台的起义者主要是被激怒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从大楼守卫队当晚在现场抓获的37名持枪者来看，其中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工厂学徒工，另外也有一些年长者。他们手持小口径步枪、步枪和手榴弹。

局外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不立即调动军队、警察为广播电台解围？实际情况是首都城内兵力、警力不足，难以应付这样的突发事件。

当时在布达佩斯全然没有战斗部队驻扎，全城穿陆军军装的除防空部队和一支人数极少的仪仗队外，只有军事院校的学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匈牙利的领导人对发生群众示威这样的事情毫无准备。10月20日以后由于已爆发波兰事件，匈牙利国内局势也相当紧张，有人才开始想到加强警卫。然而，刚刚下达的一个守卫计划第二天又被收了回去，理由是没有必要在群众当中造成恐慌。也就是说，直到10月23日，这个首都既无守备部队，又无守卫计划，完全是座“不设防的城”。距离布达佩斯最近的部队是分别驻扎守在数十公里之外的基利孔豪拉什、皮利什乔鲍和陶陶巴尼亚的三个团。军队总参谋长在23日下午提出向全军发出战备动员令，遭到国防部长鲍陶伊什特万的拒绝，其理由是“没必要”。直到晚上8点以后，由于事态不断恶化，才下令驻在陶陶尼亚和皮利什乔鲍的部队驰援首都。

晚上11点左右，皮利什乔鲍的坦克奉命赶到广播电台。他们虽然肩负增援大楼守卫者的任务，却被起义的人群所包围。人们劝导士兵们站到自己一边，至少也要把枪交出来。在群众情绪的感染下，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拒绝让他的士兵帮助保卫部队作战，他自己离开队伍奔向国防部报告情况。不一会儿，一位少校军官站在一辆坦克上向群众讲话，声明自己也曾是切佩尔的工人，决不会下达向工人弟兄开枪的命令。这时从广播电台射过来的一梭机枪子弹把他击毙。在场的士兵多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农民，目睹保安部队杀死了自己的长官，没多加考虑变调转了枪口，立即倒向围攻广播电台的群众一边。

警察从开始就对群众示威持同情态度。布达佩斯警察局长科帕奇山多尔上校是位冶金工人出身的抵抗战士，1944年曾在北部山区同苏联的喀尔巴阡部队并肩作战，那时他的年龄还不到二十岁。他的父亲、匈牙利1919年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一位老红军，是科帕奇出道尔参加工人运动的引路人。这位老人在抗德战争中再次拿起武器，同年轻人一起出没在迪欧什杰尔周围的密林中，解放以后他是布达佩斯的一个区的负责人。科帕奇山多尔尊敬纳吉伊姆雷，10月23日晚首先阻止了当地警察分局对拆除斯大林塑像的群众进行干预的请求，然后极力使各处的警察避免与群众发生冲突。当广播电台大楼那里爆发枪战之后，科帕奇接到陆军总监的电话，要他派警察去增援。市警察局有一支一百名警察的防暴队，装备有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受过严格的巷战训练。驻扎在莫雄尼街的这支队伍的指挥员是个大力士，他奉命带队前去增援。这时本克瓦莱丽奥也给警察局打去求救电话，尖着嗓子叫喊：“科帕奇，快！否则他们就要把我们杀死!”然而，警察防暴队无法进入电台，因为守卫电台的保安队在混乱中弄不清楚谁进攻他们、谁支援他们，不断以猛烈的火力“欢迎”这些警察，有两个已受重伤。示威的群众则拥挤在他们周围，企图说服这支警察防暴队也倒向起义者一边。防暴队的指挥员在一个私人住宅里打电话向科帕奇报告情况，科帕奇当即指示把伤员送到医院，然后撤回营地，他耽心再过半小时这支作为他手中王牌的警察部队也会倒戈。

半夜前后，郊区工厂的一批产业工人运来大批重型武器和弹药，枪战更加激烈，守卫部队已渐渐支持不住。到凌晨时分，起义者陆续攻进大楼。上午9点，这座建筑物全部被起义者占领。以500人的兵力守卫一个电台本应足够，但是诸多因素削弱了守卫者的战斗力。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三面都临狭窄的街道，距对面的居民楼不超过10米远，很容易受到起义者火力的控制。大部分市临时调动来的保安部队士兵对楼内复杂地形毫不熟悉，不知道哪里有通道、地下室和登搂顶的阶梯，甚至连大楼有几个通向街道的出口都不清楚。一位上校军官临时被任命为守卫总指挥但是这支部队里没有他的一兵一卒，结果官不认识兵，兵不认识官，作战指挥连连失误。黎明的时候，其他军官联合起来撤换了这位总指挥，临阵易帅使本来就士气不高的守卫部队的斗志更加低落。守卫者长时间被围困在楼里得不到外援，人员损失惨重，最后子弹打光，只好束手就擒。匈牙利广播电台从此转移到国会大厦播音。

10月23日夜晚，群众还占领了党报《人民自由报》编辑部和国际电话局。《人民自由报》编辑部位于市中心。当晚聚集在编辑部楼前的人群呼喊：“打倒《人民自由报》的谎言”，要求印刷学生的宣言。编辑部内的一些同情群众的反对派记者起草和印刷了各种传单到街上散发。有人冲进设在底楼的书店，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抛到街上。另一些人焚烧了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肖像。一个反对派的记者出来要求大家平静遭到殴打。当广播电台里的保安部队开枪的消息出来后，人们更加愤怒，闯进编辑部的房间将书籍、家俱等搬到街上点着燃烧。这时，负责意识形态的党的领导人里瓦伊约瑟夫正在四层的编辑部里，他是来监督《人民自由报》第二天在头版刊登格罗广播讲话稿的。里瓦伊见到这时的情景吓得惊恐万状，哀求别人援救，最后还是在一些他原准备对其进行迫害的反对派记者的帮助下才从后门溜走。

这天晚上，布达佩斯的几乎所有居民都在街上，成群结队地聚在城市的各个交通要道。兴奋地议论、欢呼，如醉如痴地忘乎一切。一个当时走遍全城进行巡视的记者后来写道：“这是一场无拘无束的真正的革命……群众忘怀了一切，一味的奔波、战斗，呼喊着一分钟前还未听说过的口号。他们将电车等推翻……每个人都沉醉在一种创造的狂热之中。”

示威的群众不是为了反对拉科西－格罗政权吗？事态怎么会发展到武装起义的地步？

匈牙利官方宣传和大多数著作曾长期把10月23日晚的武装起义解释为一次事先精心策划的行动，并为此搜集了许多证据以自圆其说。其实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十分复杂的，正如卡达尔后来所说：“不仅我个人，而且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当时出现的局势。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可以借鉴。”他一直认为，“起初，一部分青年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大部分参加者都怀着崇高的目的”。卡达尔传记的作者、匈牙利著名作家久尔科拉斯洛则直接了当地表示他“不相信”关于这次起义早有准备的说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事件爆发得如此突然，以至事前根本无法周密准备。诚然，当时匈牙利肯定有受过良好训练、领受了相应指示的外国特务、间谍在活动。匈牙利的各种地下组织无疑也有过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如果没有群众的示威活动，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我不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全面、精确和有领导、有周密准备的计划安排下发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本领高强的秘密组织能够制订和执行这种计划。”他还说：“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已经抛弃了社会主义，未免过于轻率。事情并非如此。当时我也站在广场上同群众一起游行。我认识游行人群中几百个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1965年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如此可悲，原因之一在于，事件中许多互不相关、彼此截然矛盾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许多真理不仅在当时，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在人们的头脑里互疑互斥。”

1959年5月。卡达尔在国会讲话中谈及1956年事件时，显示出这位领导人非凡的政治与道义胆略。他说，“出现这种形势是领导的耻辱，不是人民的污点。当时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中央的命令、指示和领导，……但是，我们没有诚实地给予指导，而这是当时形势下领导必须做到的事。”

10月23日晚，当群众在首都街头已从和平示威变成武装起义时，中央委员会虽已乱成一团，但是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迟钝得依然没有认识到国家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甚至无法确定地了解街上的情况。这恰恰是多年来不向领导反映国家真是情况的实践缩影。格罗在晚8点发表广播讲话之后，电台宣布政治局决定中央委员会于10月31日，也就是一个星期以后举行会议，讨论国内局势。几分钟以后，电台又更正：“政治局在今天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尽早召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晚上10点22分，广播电台又向听众广播了一个“特别消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将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和讨论将采取的措施。”然而对首都已发生的一切，广播中却只字未提。

纳吉伊姆雷知道街上已发生枪战之后，在他女婿亚诺希费伦茨和几位朋友的陪同下赶到科学院街的党中央大楼。亚诺希费伦茨不仅是纳吉伊姆雷的亲戚，也是他政治思想的忠实追随者。这位有着不一般经历的知识分子生于1916年，年轻时在家乡沙洛什帕陶克受教育和当牧师。1943年应征入伍在霍尔蒂军队中服役，后来作为一个具有上尉军衔的随军牧师被苏军俘虏。在苏联期间，他参与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在苏联红军中办匈牙利文报纸，并与纳吉漂亮的女儿结为伉俪。解放后他获少将军衔，当过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1951－1954年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5年任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1956年6月他被开除出党，改任裴多菲博物馆馆长。1956年事件被镇压后，他作为纳吉案件的要犯之一被判刑，六十年代初出狱后不久病逝。

格罗在党中央大楼一见到急忙赶来的纳吉便怒气冲冲地指责他，说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是纳吉搞的，还说“这下子你可以随心所欲了”。纳吉反驳说，他长期以来都在提醒党和政府注意这种危险。

政治局从下午开始就把那些不在党中央大楼里的成员们陆续召回。总理赫格居什从国会大厦、卡达尔与马罗山从总工会、比洛什从内务部来到这里，患病的里瓦伊后来也在群众的驱逐下从《人民自由报》逃回来。当外面街上已卷起风暴的时候，格罗一直躲在办公室里，不是考虑采取什么对策，而是埋头草拟他的广播讲话稿。

当晚，党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激烈的争论延续到次日的凌晨，纳吉伊姆雷也列席了这次会议。纳吉不是党的任何领导机构的成员，他的党籍不过在几天前刚被恢复。现在已弄不清他的到会是应格罗等人的邀请还是他自己主动从只有10分钟路程的国会大厦赶来参加的。

会上对已出现的局面虽有看法上的分歧，但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恢复秩序，为此必须立即宣布戒严令。有几个人建议召请苏联军队帮助恢复秩序，但会议没有就这件事形成决议。纳吉也赞成发布戒严令，那时他还不知道武装蔓延的状况，以为通过戒严，秩序很快就能够恢复。据有关资料记载，他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召请苏联军队的建议。但是在临近午夜之时，总理赫格居什离开会场后曾对等待他会见的作家协会的代表们说过，已爆发的反革命如果不能及时平定，将求助于苏联军队。

纳吉列席会议时间不长，很快离开了会场。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宣布戒严令的决议，并对政治局做了重大改组，半数政治局委员和半数书记处书记被撤换。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奥普罗安道尔、加什帕尔山道尔、格罗埃尔诺、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基什卡洛伊、克博尔约瑟夫、马罗山捷尔吉、纳吉伊姆雷、桑托佐尔坦;候补委员有:洛松齐盖佐、罗纳伊山道尔；第一书记为格罗埃及诺；书记有：多纳特费伦茨、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在这些人当中，卡达尔、卡拉伊、马罗山、洛松齐和多纳特在拉科西时期曾被监禁，纳吉和桑托是拉科西的反对者，奥普罗、加什帕尔、基什、克博尔和罗纳伊在过去未起过重要作用，只有格罗和赫格居什是拉科西小圈子里的人。

中央委员会还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请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这时稍有一点政治知觉的人都会看出，纳吉不仅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政治家，而且是在当时唯一受人民信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解救时局的钥匙在他的手中，只有让他重新出山，才有可能扭转危险的局面。党中央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去同纳吉谈判。纳吉拒绝了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关于为出任总理提出某些先决条件的建议，无条件地接受了党的急需要他担任的这一职务。

可以想象，纳吉伊姆雷面对党中央派来的谈判代表，当时心情是复杂的。就是这个现在召请他再次出任总理的中央委员会，两年前曾支持他反对拉科西和格罗。但仍然是它，后来又倒向拉科西、格罗一边反对他，不仅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还把他像废物一样一脚踢出党的大门，使他受尽屈辱。现在人民起来手握武器反对党的领导了，这个中央委员会才又想起曾令人讨厌的纳吉，拱手求他出去解围。他在这个中央委员会的眼里就像一件召之即来、挥手即去的活工具。此外，格罗在政治局改组后仍任党的第一书记，纳吉出任总理后与拉科西的这个亲信又如何相处，这也是难题。但是，此刻纳吉以顾不上计较这些。他在党内生活了近40年，打上深刻的正统思想烙印。他的毕生事业就是为党赢得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如今党与人民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地裂，又只有他可能在二者之间进行沟通，于是他便本能地情愿把自己当作一座独木桥，横架在断裂带的两端，宁肯自己可能被踏入深渊。

在10月23日，纳吉伊姆雷面前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拒绝任命，作为反对派对拉科西－格罗集团的错误推脱一切责任，坐等领导集团自己垮台；二是接受任命，但要以格罗、赫格居什等声明狼藉的领导人下台为条件，然后由卡达尔、自己及其支持者取代他们；三是无条件和无安全保障地加入原领导班子，贡献出自己的威望并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承担个人责任。纳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后一种对自己最不利的方案。他感到当时最紧迫的是要尽快恢复秩序，不然这场民族悲剧将更加惨重。第一种选择的后果将延长武装战斗的时间，人民会流更多的血，这是党性强和具有浓厚人道主义色彩的纳吉所不愿发生的。第二种选择不仅会拖延时间，还势必会引起苏联领导的不满与不信任，纳吉深知这一后果的严重性，也是他要避免的。唯有第三种选择，虽然对自己具有最大的危胁，但最有利于缓解紧张的局势。不是无能和短视，而是坚强的党性阻止了纳吉在决定民族命运的时刻政客般地利用时局。不料，这个选择竟使他从此悲剧性地径直走向11月4日以后的牢房和绞刑架。（待续）